“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是无疑的。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最大痛苦莫过于眼看着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害、破坏而又无能为力。同时，邓小平本人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就有“二落二起”发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而决定自己“起落”的力量大都是来自毛泽东。以往正是毛泽东对自己格外信任，着力举荐，自己也对毛泽东特别敬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1977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里非常坦然。在第三次“起”之前，他曾这样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芽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复出了！而这一次的复出比较前两次更为辉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了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在他这次复出直至走完人生里程的近20年中，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当代的政治家，如果能做出两大贡献中的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邓小平则做了两个，做得那样完全，那样卓有成效。并把这两个贡献中的内在联系衔接得那样密切。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谈论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时，曾三次讲“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1980年8月，邓小平这样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你对自己怎么评价”的问题：“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他坦诚地告诉对方：“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邓小平一生中很少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功绩，也不喜欢别人为他树碑立传。1926年他在莫斯科写了自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所谓的检查材料，也仅仅是如实地介绍历史情况，他几乎没有写过回忆文章，即便是在退休后和很多老同志“随便聊聊天”，也是回顾第二野战军的历史，认为这些“值得回忆啊！”而很少讲到自己。这一点，在他同意大利记者前后8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也被对方敏锐地感受到了。女记者问他在回答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贡献的老革命家时“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他说：“我算不了什么。”邓小平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70多年的革命生涯，几十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有时被他短短的几句话就轻松地一掠而过。23岁时当中央秘书长：“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25岁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开始干军事这一行”；参加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跟着走”；抗日战争独自在太行山主持战略区工作时：也是“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我算不了什么！”“让历史去评价吧！”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邓小平讲这段话时，心情很不平静，是啊，为革命孜孜不倦奋斗了60余年，现在休息了，这该是人生中一个多大转折啊！他说，退休就要真正地退休。他的家人也衷心地希望他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度过一个幸福的安详的晚年。全国人民都希望他健康长寿。邓小平表示：“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从而开始为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3年，他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位“老党员”、“老公民”用自己晚年的心血和精力，继续奋斗着。
“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1989年9月，他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退下来，足以使他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