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自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后，终于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贺自珍住进了三0一医院高干病房，我同她的接触就多起来。我发现，她的记忆力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我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在她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工作室，曾引起她的伤感。她的身体状况也比较好，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之间，除了谈她的过去以外，还常常谈现在。她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从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四个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她都关心，她都想知道。对我的回答，她有赞同的，也有不以为然的。虽有年龄、时代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生前有出书愿望
1981年，贺自珍决定回上海。
1981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月的假，专程到上海去看望她。为了打通进入她病房的路，我打了个报告送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提出要收集贺自珍生平事迹的要求，希望给予方便。冯文彬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在不影响贺自珍身体的情况下，请上海市委予以安排。我到上海时，她正患感冒。我们这一次见面，她可能太兴奋，讲话太多，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可把医生吓坏了。
于是，我好不容易从中央到上海市委打通的路，又堵塞了。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照了几张彩色照，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我返回北京前，曾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你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我说决心要把她的经历写成书的事情。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这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贺自珍的遗物
贺自珍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广播了。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几天以后，我来到李敏的家。
李敏告诉我，妈妈去世后，留下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了，想让我帮助她整理一下。我答应了。
李敏从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的锁。她指着包钥匙的那块手绢说：“这就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手绢。”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条米黄色男用真丝手绢，是用过的旧手绢，但保存得很好。可以想象到，这条手绢到了贺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样精心地爱护它，和它共同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
书信不多。有好几封是傅连璋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写的。傅同贺自珍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傅在1962年5月写的一封信中，重叙了战友的情谊。在旧信中，翻出1962年5月21日李敏写给贺自珍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与贺自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毛泽东非常关心贺自珍的身体，曾经为她寻医买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