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出来了。他走得很疾很快，我忙连走带跑地赶到他前面，去开车门。这辆车的车门很重，总理右手又有残疾，很难把它拉开、关闭。总理上了车，他的习惯是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侧的吊带——因为车速快。我照例坐在他的右侧，把车门落锁。张树迎则坐在司机杨金明一旁。我向门卫哨点点头，他会意是要向钓鱼台通知一声，免得在那里的外交部人员心中无数。
周总理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卫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也没有沿着警卫部门为保障国宾活动专门布设了交通民警的那条路线，即沿人民大会堂——西长安街——复兴门一线，而是沿着去钓鱼台的最短路线，即府右街——西四——阜成门一线，快速行驶。总理对自己走过的街道都能熟记，如果不走最佳路线便立刻指出。这时，雨不大不小地下个不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子不停地刮来刮去。往常，遇到汽车自行车便自动让路，让汽车先过去，今天，因为下雨，自行车都不大情愿相让，行人也只顾自己脚下的泥水。坐在司机座上的杨金明，既要注意前面的路况，又要留心不使车轮溅起的泥浆溅到自行车和行人身上。他不停地拨转方向盘躲来闪去地走着并且不时鸣笛。我和张树迎，则按照警卫人员的职责，分别注意前方和两侧。尽管沿途值勤的交通民警，老远就能识别出总理的座车，而提前给予放行的信号，保障畅行，但我们仍旧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吉斯3ИC—115穿过了交通秩序混乱的西四牌楼地段，前面不远就是高耸的阜成门城楼，出了阜成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阔，车辆少，行人也少，视野开阔，可称安全行车的最佳地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我们都知道，越是环境好，人们越容易麻痹，特别是急着赶路，搞不好就会出麻烦。
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因那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各行其道，互相并不妨碍。当看到那辆卡车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鸣笛，不打手势，估计它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大事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鸣笛、点煞、换一挡，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3ИC—115立即来了个180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人们在形容遇险情景时，常常是用“又惊又险”，或是“有惊无险”。我们这次可说是“有险无惊”。我们之所以称它“有险无惊”，是因为“险”确实是“险”，“险”到了一旦撞上，就会车毁人亡；“无惊”，则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谁也没有张皇失措，像人们遇到险情的时候，通常要吓出一身冷汗，而是沉着地只想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是我们预先有精神准备的缘故。因此，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无奈这车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我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几个人在吉斯急调头的过程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谁也没有受伤。这不能不归功于杨金明驾车技术高超，和他的高度责任感。如果他技术不精，责任心不强，不能在一刹那之间脑、眼、手、脚并用，准确无误地完成调车、煞车这一系列高难动作，其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边去了！我们真是气得要冒出火来！
想到周总理去钓鱼台要紧，不能耽误，杨金明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车头，继续向西行进，好像刚才的一切未曾发生似的。小雨依然落着。
我跟随周总理多年，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车险。总理也只是在苏联遇到过一次。那次，总理和陈云、李富春同志一道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有一天外出，周总理的座车沿着马路中间只准苏联主要领导人车辆通过的“中央线”行驶，突然从右方横着驶来一辆汽车，周恩来总理的座车刚过去，没有撞上，却撞了陈云、李富春同志的车，弄了个车损人伤。万没有想到这天在北京又遇上了这一次。
我们很生气，周总理也很生气。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在大街上打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总理对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他指示我：“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后要严肃处理。”我巴不得狠狠去处理一下那个卡车司机，恰好周总理又作了这样的指示，于是回答说：“我马上就办。”总理接着又表扬了老杨：“都是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好，才避免了一场大车祸。”我和张树迎也问：老杨，现在心里慌不慌，并告诉他可以开慢一点。杨金明嘴里低声咕噜了句什么，又照旧全神贯注地开他的车。
到了钓鱼台，我立即从五号楼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情况和卡车的牌照号码。我把周总理的指示原话传达之后，并说，我理解总理的意思不是叫查那辆卡车是否企图撞他的车，而是司机为什么打大迂回不鸣笛、不打指示灯违犯行车规则。因我们警卫人员有一种职业病，遇到问题，往往会先入为主觉得对方是冲着总理撞来的。北京市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带领有关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电车公司一厂厂长张维仁、党总支书记冯彬，听传达室的人电话上讲，厂里的卡车几乎撞了周总理的座车，公安局的领导、交通管理处的领导都来到大门口了。他们感到问题严重，当下就打电话报告了电车公司经理许步宁，并跑到大门口来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