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价水平而言，抗战以前的1元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2.5元。战前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为600元，折合人民币1500元，而1955年，北京的大学教授的最高工资是252.6元，仅相当于战前的16.8%。副教授的最高工资，战前为360元，折合人民币900元，当时是197元，只相当于战前的21.9%。研究人员的工资大致相同。
大体上，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1955年只等于战前的五分之一左右。
高级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也很突出。如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十几人住在一个大杂院内，孩子就有40多个，整日嘈杂不堪。全国美术家协会居然连一个公共画室都没有，只有画家吴作人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工作室，一旦有国际友人来访问，有关部门不敢把外宾往其他画家家里带，只好都带到吴作人家里去，吴作人的画室也就成了全国美协的接待室。
“向大知识分子学习是有好处的”
在党的领导人中，与知识分子接触最多，也最为了解知识分子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当数周恩来。
周恩来比其他领导人更为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与他建国后多次走出国门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基本上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只有同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是个例外。他除了到过这些国家外，还访问过亚洲一些民族主义国家，1954年因参加日内瓦会议到过欧洲。
同时，从1952年下半年起，周恩来具体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不但编制计划本身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而且随着一五计划的全面实施，人才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
这一切，使得周恩来深感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紧迫性。
1955年下半年，受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委托，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作了一次广泛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民主党派工作处的有关人员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将之分为六大类：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简称为“六不”。
民主党派工作处将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报告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视察回来的毛泽东汇报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非解决不可了，应在即将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且表示，应先在党内开展讨论。
不久，中央做出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为此，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领导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和钱俊瑞。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11月24日，周恩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上，专门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一次讲话。他表示，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提到必须处理的日程上来了。“对于大知识分子，尊重他，重视他，尤其是向他们学习，这是有好处的。”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全国各地均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如五人小组或七人小组)，开展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调查。
中共河北省委在一份题为《关于几年来知识分子问题的初步检查》的文件中说：“我们党内在某种程度上颇为普遍地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历史复杂，思想落后’。因而对他们看缺点多，看优点少，采取了疏远、歧视甚至鄙视怀疑的态度，形成了知识分子与我们的某些隔膜，使他们感觉到对他们信任不够。”
中共上海市委在《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报告》中也说：“有一些基层党组织在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态度上，离开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甚至以‘利用限制改造’的错误态度对待知识分子。”
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规定》专门对高级知识分子作了界定：“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如：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教师、研究机构中助理研究员以上研究人员。
很快，全国的统计数字出来了：全国共有高级知识分子约104000人，其中属于中央各机关及其直属企业、直属单位的有57000人，属于各省市的有40500人。此外尚有失业高级知识分子约65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