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诞生。人民政府急需立即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以赢得民心，稳固政权。面对全国上下百废待兴这样一个巨大的烂摊子，新中国建设最缺乏的就是资金。我们可以想见，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压力巨大。特别是对于保护古建筑这样的命题，难度更大。
梁思成先生曾经提出，希望把首都迁出北京，以保护整个古都；他还反对拆除老北京的城墙——那时的北京城墙还十分完整。但是，他的这些卓越见识并没有得到落实。原因很简单，只有微薄家底的新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实现他的宏愿。老北京的城墙被扒，修建了围绕北京城的马路，这就是今天北京的二环路。政府最终选择的是恢复生产和改善民生。这算是两害相衡取其轻吧。
就在这样的时刻，郑振铎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坚决支持——毕竟，购买流失文物所需要的资金，相比迁都这样的大事，小巫见大巫。
1951年3月，周总理接到报告后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香港“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其一，1951年，张大千从印度回到香港，准备移居南美。在留港的一年时间里，徐伯郊与张大千时常往来，谈笑甚欢。其时，郑振铎与徐伯郊亦有联系，郑便指示徐伯郊争取张大千回国，并努力通过张大千的关系，尽量多收购一些流失在外的中国书画名作。当徐伯郊把郑振铎的意思转告张大千后，张大千对郑的关心十分感动。虽然张大千最终没有回国，但他却把自己最心爱的五代画《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画《万壑松风图》以及敦煌卷子、古代书画名迹等一批国宝，仅折价2万美元半卖半送地给了祖国；
其二，民国四大收藏家之一的郭葆昌去世后，他的儿子郭昭俊携带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三希堂”中的两件，即《中秋帖》和《伯远帖》等文物于1949年解放前夕去了香港。1951年9月，郑振铎局长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途经香港短暂逗留，得悉郭昭俊以十多万港币抵押于香港汇丰银行。一年后抵押期满，涨价至48万港币，郭昭俊无力赎回，准备出售，许多外国行家都在觊觎这两件珍宝。
郑振铎将此事报告周总理后，周总理指示，无论花多少钱也得赎回，但必须保证真迹，并能安全运回境内。最后经总理批准，指派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兼程南下鉴定真伪，并商讨洽购。他们几经周折进入香港，确定是真迹。于是以48万港元向汇丰银行赎回，同年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
今天，假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没有入藏《韩熙载夜宴图》、《中秋帖》、《伯远帖》……会在我们的心中导致多么大的遗憾！而这每一件国宝的回归，都是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批准。
还有一件事，读起来也颇有滋味：
《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一书载：1959年，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写信给旧时秘书程思远说，自己从国内带到美国的文物计12箱，是当年他担任北平行辕主任时收藏的，共花了11万美金。为了表示对新中国的敬意，准备委托程思远代为捐赠给新中国。程思远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总理。随后这批文物古董运抵香港后，中央派人接收了。国内的专家鉴定后，认为李宗仁收藏的这批文物良莠不齐，其中一部分是赝品。这说明，贵为国民党高官的李宗仁，在收藏这些文物时也被古玩商打了眼。
周总理把李宗仁捐赠文物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恩来啊，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战略，他说11万，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毛主席亲自批示财政部长李先念，给予李宗仁12万美金。此时李宗仁想去欧洲，名义是考察，实际是想离开美国。周总理告诉程思远说，给李宗仁12万美金，是帮助他去欧洲的差旅费，“以壮行色”。李宗仁闻讯后，连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这件事导致的结果是：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彻底摆脱了蒋介石和美国的羁绊，回归了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