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自己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基辛格作为实用政治的顽固信徒，简直带有天真的狂热性。鉴于他把这些领导人描述成他本人所擅长的那种不动感情的强权政治的实践者，他对他们给予同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基辛格说，通过这种手段，中国“尽管坚持固执的共产主义宣传，但从行为上看，其实是冷战中的地缘政治的‘自由球员’”，与美国结成战术伙伴关系，以遏制同为共产党国家的苏联。
基辛格说，这种务实的利己主义一直延续至今。他写道，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投射影响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什政府宣布了民主变革的宏伟目标，中国却仍然是个态度暖昧的旁观者。北京仍然像以往一样，愿意根据力量调整和外国政府的构成来加以适应，同时却并不做出道德评判”。
基辛格近距离看毛周邓
说到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失去生命的大批民众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基辛格采取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漠然态度。基辛格写到了—个令人痛苦的场面。当时，“尼克松恭维毛泽东使一个文明古国改头换面。毛泽东答道，‘我改变不了它。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些地方。基辛格吃惊地表示：“在—生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普遍生命力的屈从认识竟有许多哀婉之意。”
基辛格认同了毛泽东许多宣传，并称他为“王者哲学家”。“毛发表了‘持久战’的学说，但当中国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他能够保持耐心，从长远出发，”他写道：“‘矛盾论’是他出名的战略，但这是为了从孔子的大同理念中演化而来的终极目标服务的。”
基辛格对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的描述体现出带有欣赏的亲密。他说，周恩来“在谈话时带有孔圣人般自然的优雅和过人的智慧。”他又说，优雅的周——他因“软化毛的一做法而不是抵制它们而受到批评”——面临着“王子顾问”通常会遇到的窘境，他得考虑“是否应当在政策决定性的关头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必须在“是维持有改变事件的能力这样的好处，或是可能被排挤出局”间相权衡。
至于邓小平，则是个“有着忧郁眼神的勇敢小个子”。基辛格说，邓小平及其家庭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在重返政府工作岗位后，邓小平设法去除文革对意识形态纯正性的强调，代之以“秩序、专业和效率”的价值观。基辛格称赞他推动了将“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公社”转变为繁忙的经济大国的现代化进程。
尽管基辛格并未深入探究当今美国所欠中国巨额债务引起的争议，以及日益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的问题，但他认为，如今中国“已不再有那种师从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受限感”，并且2008年的经济危机“大大削弱了西方经济能力”在中国人眼中的“神秘感”。
基辛格说，这些发展使得“中国产生了一股新的舆论浪潮——特别是在乐于表达的年轻一代学生和网民，另外还可能有一小部分政治和军队领导人中——这样也导致一种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正在形成。”
在强调合作性的中美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的同时，基辛格警告说，两国也有可能形成冷战，而这会“阻碍太平洋两岸整整一代的发展”，并在“核扩散、环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急需国际合作的时候使分歧扩散到每个地区的国内政治中”。
需要指出的是，基辛格现在是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与许多在中国有商业利益的公司都有业务。“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他写道：“不需要——也不应该——成为一场零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