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浏阳县“约法三章”
“我奶奶比舅爷大好几岁，舅爷是我奶奶从小抱大的，他们感情深着呢。”曾维信说，舅爷胡耀邦在家排行老九，是九个姐弟之中最小的一个，奶奶胡菊花是耀邦的三姐。舅爷13岁那年跟秋收起义的红军走了，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回老家。“听我父亲讲，舅爷当时也没回家看，住在区政府，我爷爷奶奶带着我父亲到区政府跟舅爷见了一面。”他说，“那时农村生活很困难，我父亲曾给舅爷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舅爷当时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家人，要体谅国家的困难，要顾全大局，要多种棉花，要一步一步来。要想生活过得好，主要还是得靠自己。”
胡耀邦外甥、曾维信的父亲曾德盛说，1983年他曾去北京找过舅舅。那次曾德盛在北京呆了9天，胡耀邦安排警卫人员带他逛了天安门广场、故宫等风景名胜，还专门带他去坐了地铁。走时特意给他买了一件新衬衫，舅妈李昭帮他买好票，并且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
“放在封建社会，我们也算是皇亲国戚，但其实没沾过一点光。”曾维信笑着说，1980年舅爷出任总书记后，当天就给浏阳县打电话“约法三章”：其一不开庆祝大会；其二不得因此而在乡里大兴土木；其三不许挂他的像。
亲戚没办过一个农转非
1986年，曾维信的姐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到北京去找胡耀邦，想让安排个工作。恰逢给胡耀邦当了14年贴身警卫的某同志的女儿也来找胡耀邦，明确提出要请老领导帮忙给找份事做。胡耀邦和蔼地对警卫员之女说：北京大批知青返城找不到工作，其中有的还是大学生，你又没有一技之长，找工作确实很困难。“然后舅爷拍着我姐的手对警卫员女儿说，你看她是我亲外甥的女儿，也是来找工作的，但我不能够用我的特权，她在这里玩几天，过些日子我还送她回湖南老家。年轻人应该学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你爸爸近来身体可好，告诉他我很想念他，请他有空来北京玩玩，你们来一次北京也不容易，我安排你们四处走走，感受感受首都的变化，工作其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舅爷那么一说，我姐姐也不好意思开口要工作了。”曾维信苦笑着说：“从我姐姐以后，我们这些亲戚家人再没对他抱过任何幻想，舅爷当总书记那些年，亲戚朋友没办过一个农转非。”
舅婆夸我自食其力有出息
1994年，27岁的曾维信南下深圳打工。“当时听说有老乡在深圳卖报纸赚了钱，我也就试着去干。”曾维信说，头4年，都是批发报纸沿街叫卖，最开始经常去华强北那些人多热闹的地方，发现人流量大的地方竞争也大，不但有报亭，也有好多沿街叫卖的对手，赚不了多少钱，后来就到那些新开发的小区去，结果生意越来越好。
1998年8月的一天，深圳特区报记者得知曾维信是胡耀邦同志的亲戚，竟在深圳当卖报郎，觉得不可思议，报道了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深圳市邮局的一个领导听说后，专门找到了他说：“我们在华富村口刚好建了一个报亭，目前还没有租出去，你如果愿意要就租去吧！”曾维信以1800元的月租租下了这个报亭。后来他把父亲曾德盛也接到深圳，父子俩一起打理报刊亭。
2000年初，西湖宾馆一位领导也照顾曾维信，把宾馆红线内一块地方给他做报刊亭。凭着当卖报郎，曾维信于2000年底，买下了一套价值40余万元的住房。
曾维信一直有个心愿：去北京舅爷家看看。1999年国庆，他去了北京，虽然舅爷胡耀邦已不在，舅婆李昭热情接待了他。听说曾维信在深圳卖报，李昭连声夸他自谋出路，自食其力，有出息。“从那以后，我隔一段时间就去北京看舅婆，去年还去参加了她88岁生日。”曾维信说，饮水思源，他今天能过上小康日子，得感恩深圳这座城市给了他机会，感恩特区报、邮局，感恩所有在深帮过他的人。后来他在西湖宾馆的那个报摊，因为城市改造给拆了，现在他最大的心愿是，有一天在那里的报摊能重新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