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作主
1952年1月，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的胡耀邦到南充市市政府办公楼及工人俱乐部施工工地视察时，许多拆迁户围住了他，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批评市政府的一些做法。胡在现场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发现工地拆迁民房过多，当即指示停止施工，不准拆迁。并于1月10日致信南充市长，要求在南充市召开的人民代表会上宣读这封信。
信中说：“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应向人民群众做检讨。”胡在信中还说：“所购买的民房，有没有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有没有全部妥善安置，如发现有，务必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群众曾向他反映，市内民房不足，一些拆迁户还租不到房子。对此，他在信中明确规定：“1.自即日起，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再购买一间民房，违者以违纪论处；2.在15天内，腾出150间公家房屋，以稍低于市价房租，租给无房可租的市民；3.公家新建居民区的房屋租金是否偏高，如偏高，应即再降低一点。”
胡耀邦在解放初就能如此善待拆迁户，与如今野蛮拆迁中，被拆迁户手持“物权法”与地方官员抗争，甚至以身殉法的悲剧，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身正气
1968年，胡耀邦小女儿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不闻不问。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甚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胡耀邦三子胡德华说，小妹每每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两袖清风
胡耀邦在个人生活方面，自我要求很严格，一向自奉俭朴，从来不搞特殊化。1960年末，他的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但当地买不到。大队支部书记龚光繁就托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简到北京，请胡耀邦帮忙。党支部让他们带上家乡的土产竹笋和芋头，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胡耀邦认为，大队为生产和生活买台发电机是好事，答应设法为他们购买。但对于胡耀福二人用公款作路费和带来土特产，却很不满意。他特地给党支部写了封长信，郑重地提出了批评，信中写道：
“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我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做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啊！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格，退回二十四元，交用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
胡耀邦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保持了一生。
1989年4月19日，胡耀邦去世后，胡耀福在耀邦卧室见到，硬木板床上铺的褥子打着补丁，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胡耀邦的枕头竟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着旧布。在床头柜上，放着胡耀邦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裹着厚厚的白胶布。胡耀邦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物也摆放在卧室里：一套洗得已经褪色的灰色中山装，一件衣领已经发黄的衬衫，一件已有破洞的毛背心，御寒的棉裤是由两条棉裤缝在一起的。胡耀福手里紧紧抱着胡耀邦的遗物失声痛苦：“兄弟你那么大的官，何解没享过一天的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