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立即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名。曾任许世友的秘书、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写道：
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待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司令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把王必成等人保护起来，住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一年多。1969年12月，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还写道：
王副司令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司令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司令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司令对他始终不肯原谅……
这两个老战友后来都进了中顾委，在一个小组开会。许司令还总是翻老账，点名批评王司令。聂凤智司令员从中做了不少缓和两人关系的工作，许司令答应不再讲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
李文卿继续写道：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
毛主席在同许司令谈话时，除讲了上述内容外，还对许司令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1984年6月7日，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会议。王必成在会上发言，就南京军区“文革”中的几件事作了说明：
“许世友同志……革命几十年我们都在一块。你在北京开会，每次总是我去看你。我从来没有反你，也没有在背后说过你一句不是的话，这都是可查的，你可以了解嘛！
“老战友了，过去的我不计较，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向前看。
“你说我们三人要夺你的权，我想到你（印象）比较深的大约是三件事：第一，你从外地打来电话，叫调兵进驻司令部大院和指挥所，如果造反派冲就开枪。在家的常委，我都征求过意见，都不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不准开枪。你还是坚持要调部队，我只好打电话请示总参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和当时的林办，秘书传达：不准调部队，更不准开枪。并将这个指示立即批转全军执行。现在看，没有调部队开枪，是对的……当初不听你的话是对的。希望你自己对这一段好好回忆一下，以便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第二，我的印象就是军区的平反五条。司令部先搞了个平反五条，我并不知道。1967年10月间的晚上，军区造反派在AB大楼西头斗了我一晚上……斗争我的焦点：军区下放的三团两队和机关的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回来了，要我承认下放他们是错误的。我说：下放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军区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收回。在今天看来，下放是错误的，他们回来是对的。快要天亮了，他们把司令部搞的那个五条拿来，我同意修改发到军区党委委员。这个责任在我。”
“第三，军区党委向中央写的那个检查报告。这次会议是由杜平同志主持的。……××、××等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都说军区镇压了群众，积极主张在报告中写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点你的名。当时常委一致不同意……如果有错误的话，军区党委集体承担，并没有点你的名。××、××到北京向你汇报，把这个报告完全黑白颠倒。结果你听了一面之词。”
“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不多了，快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要多交朋友，利于团结的话就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
“我今天提的几点意见供参考。我不强加于你，你可以保留，还可以反驳嘛！”
“1971年毛主席在南昌时，对你讲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许世友同志，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他发言后，许世友问道：“还有没有意见？”并表示：“谈得很好！”
随后，许世友和王必成两人走到一起，紧紧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