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百五十亩中扣去四十五亩……”
“给参观人员说，粮田七百零五亩，粮食总产五十六万八千斤，亩产八百零五斤。”
陈永贵就这样安然地渡过了他的第一个危机。可以肯定他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得到了教训。经济问题一旦化为政治问题，也就无所谓眼前的公正，农民以至整个农村的追随政治也就成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第一次以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劳动模范的身份出现。虽然他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大队的负责人，但是他的声望已经足以号令全县。他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主持了群众集会，他原来的上级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这些人现在统统成为“被告”，罪行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片愤怒的叫骂中纷纷表示认罪。然后陈永贵起身发表演说，号召他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向旧的权力机构“造反夺权”。台下群情激奋，聚众已逾万人，其声势的浩大，为本县史无先例。几个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真理的声音，震动了整个昔阳，整个晋中，整个山西，整个中国”。两天以后，全县32个农民造反组织一致推举陈永贵为领袖。这些人成立了总指挥部，宣布夺取旧县委的一切权力，是为“二一一夺权”，陈永贵则在数万人的欢呼声中成为总指挥。两个月后，这个临时性的指挥中心为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取代，陈永贵成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野心勃勃地说过“打倒皇帝做皇帝”，现在，仅仅两个月里，他便在这个内陆省份拥有了无上权威。
这整个事件犹如戏剧舞台上一个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陈永贵被称为“救世主”，“是统一千万群众意志的无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后的论者却以“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来贬损这位风云人物当日的气概，说这一事件其实只是“显示了陈永贵等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对于他的种种赞颂则属于“肉麻”和“狂妄”。所有这些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狭。因为，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野心家和投机者如果敢于将自己的行径公之于世，在百姓们中间就会失去受仰慕的基础，甚至会引起万民的唾弃。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曾在陈永贵夺取权力的那些日子里见到。陈永贵的奋斗精神和率领一方赤贫自给自足的经历，虽为官方所张扬，但应当承认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农民，而非政治投机中的帮凶。人们认为他是农民当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乐园。这个乐园，那些官员们已经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了十几年，却始终只是水中之月。所以，当日对陈永贵的种种颂扬虽属阿谀不实，却不能不说乃是出于某种真诚。类似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陈永贵最后的失败，也并不在于他到目前为止的政治投机行径如何卑劣，而在于他在今后的岁月里，没有能够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甚至还使现实的发展距离农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遥远。农民在日后终于无法忍耐对他的厌恶，正如现在抑制不住对他的崇敬，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但是，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在中国农村具有极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蛮的影响，则属无疑。这些东西不仅属于这个小小的村庄，也属于把它推向社会潮头的那个时代。这种背景充其量只是激发了一个农民传统精神世界里阴暗的一面，而不是凭空地造就出一个现代的阴谋家。
陈永贵在夺取权力之后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仍然不外乎生产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村的生产问题乃是一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事，直到这时他也没有试图在这个领域里占有至尊无上的位置，而且还能承认要向其他地方学习新的耕作技术。但是政治问题就大不一样，按照列宁的理论，小生产在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所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便需随时随处地进行，没有什么可以例外。这个目标使得“一地之经验号令全国”成为合乎逻辑的施政要则。具体说来，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动，把共产党“全面专政”的理论变得具有实行操作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