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人传话，转递信函，都是私下的秘密活动。进入1970年，美国政府逐渐公开表明对北京的友善态度。这一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交外交报告，声称“中国不应该被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尼克松原是强硬的反共派。他的上述言论预示，美国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即将出现大转折。
蒋介石对华盛顿和北京的接近保持高度警觉。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交外交报告之后，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蒋介石日益不安。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问北京，周恩来在和代表团谈话时表示：“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同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经巴基斯坦秘密飞抵北京，与周恩来、叶剑英六次会谈。16日，发表公报：声称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尼克松总统接受这一邀请。
尼克松非常重视北京的邀请，也使他很兴奋。同年10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周刊访问时明确表示：“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能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在尼克松发表上述谈话后不久，基辛格即于同月20日至26日再次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问做准备。基辛格在北京的最后一天，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蒋介石对此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是，事到临头，蒋介石还是有“晴天霹雳”之感。
1972年1月，尼克松连任美国第47届总统，和台湾关系进一步冷淡，相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却进一步热络。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应邀访问北京。2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21日至26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国际局势等广泛问题交换意见。28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这一连串的事件对蒋介石说来自然是极为沉重的打击。除了在日记中称尼克松为“尼丑”，指责他“出卖中华民国”以外，他不得不思考原因何在。
蒋介石怪罪孔令侃与宋美龄
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转变自有其国际和国内的深刻原因，但是，蒋介石却想得很简单，认为其原因出在孔令侃和宋美龄身上。1971年12月25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次尼丑对华政策之恶化，其咎当在令侃，而夫人仍信其言，幸得改正为慰。”可见，蒋介石将尼克松对华政策的变化视为孔令侃之“咎”和宋美龄的“信其言”。“幸得改正为慰”。宋美龄很喜欢孔令侃，信任孔令侃，听孔的话。大概这时候宋美龄不大听了，所以蒋介石感到欣慰。
孔令侃和宋美龄与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转变何干？查1971年12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尼丑未当选以前，来台北相访，彼满怀我协助其选举资本，应(因)其未先提，而我亦未提也。此等政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乃吾妻专听令侃一面之词所致。今国患至此，令侃之罪不小也。”
尼克松于1946年当选为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步入政界。1952年，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伙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56年再度当选为副总统。1959年，与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以微弱票差被击败。失败后，尼克松先后在洛杉矶和纽约做律师。1967年4月，尼克松访问台湾，于同月10日会见蒋介石。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已因经济起飞而有钱，尼克松此行的目的是企图从蒋介石手中得到资助，以便第二年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会谈中，尼克松未开口要钱，蒋介石也就装糊涂，不肯掏钱。
蒋介石何以不肯掏钱呢？从上引蒋介石日记可知，是孔令侃的主意，孔令侃影响了宋美龄，宋美龄又影响了蒋介石。结果，尼克松空手而归。
关于1967年蒋尼会见的情况，蒋介石1971年9月28日日记也有记载：“尼丑昔年在慈湖晤谈时，视为其可厌之政客，以轻薄待之，并未允其助选。”从这则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不仅没有答应资助尼克松竞选总统，而且对他持轻视、鄙薄态度。
在仕途上蒋介石不看好尼克松，然而，事情却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第二年，尼克松在竞选中获胜，入主白宫。“此等政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介石认为尼克松之所以疏远台北，亲近北京，其原因在于报复1967年台湾之行“空手而归”之恨。
蒋介石称尼克松为“政客”，这一点可能并没有说错，但是，视其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小人”，则是把尼克松看错了，把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视为尼克松的个人恩怨所致，就更错了。
蒋宋和好，日记辍笔
蒋介石搬上阳明山之后，“独居”到6月19日，宋美龄也搬来“同住”。6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夜与妻月下闲谈。”7月3日日记云：“与妻车游。”7月14日再记云：“与妻车游。”7月20日又记云：“与妻车游山下一匝。”据台湾作者王丰记载：“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照例这是蒋介石、宋美龄伉俪坐车兜风的时间，蒋先生用过午茶和点心，通常会主动去找宋美龄，问她：哒(darling)！你要不要去‘车车’啊？”“车车”，意为兜风。上引日记显示出，蒋宋二人已经重归于好。但是，对孔令侃却始终未有原谅之词。
7月21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体力疲倦，心神时觉不支。”当日在日记中写下“行政院人事拟案”，下书“副院长，谢东闵”。从字迹看，已非蒋介石亲笔。可见，他已经病得提不起笔来了。
谢东闵，台湾彰化人。因不满日本殖民统治，于1925年离开台湾，到上海求学。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政治系。抗战期间，参与筹备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并在福建从事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返台，任高雄首任县长，后曾任台湾省副议长、议长等职。传说，1972年初，宋美龄曾劝蒋介石任命孔令侃为行政院院长，被蒋介石坚决拒绝，宋美龄不以为然地说：“不给令侃做院长，那么副院长总可以给他做吧？”蒋介石仍然不同意，宋美龄抗争说：“令侃做了那么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难道他的能力不够资格做个副院长，不够资格做部长？就算你决意让经国做院长，也该安排令侃当个副院长！”蒋介石在自己已经提不了笔的情况下，特别命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副院长，谢东闵”几个字，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任用台湾本地人才，但是否也具有抵制宋美龄推荐孔令侃的意思呢？
7月22日中午，蒋介石突发高烧，确诊为肺炎，从这一天开始，无法再写日记。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