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02年，位于马场町的纪念公园落成；2005年10月，马英九首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在纪念公园举办的“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代表国民党三度向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马英九更表示悲剧不能重演，“错误既已造成，政府唯有以赎罪的心情来为受害者平反”。

马场町纪念公园（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环球时报》2011年5月4日，作者：薛小乐，原题：《探访“红色特工”在台遗迹》

台北4月16日下起绵绵细雨，在“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先生的带领下，《环球时报》记者探访了60年前中共烈士在台牺牲的遗迹——“马场町纪念公园”和“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又称六张犁墓地）。

“马场町纪念公园”位于台北市青年公园南边新店溪畔，日本殖民时期是重要的军事训练场地，用来操练步兵和骑兵，后改为“陆军飞机场”，又称“南机场”，上世纪50年代变成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主要的死刑犯枪决地。纪念公园内有一土丘，周围用石墩和锁链围着，李坤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每当行刑结束后，马场中间都会留下血迹，必须用土覆盖，一层层堆砌竟成了一个大土丘。李坤龙透露，无法获得官方确切资料，估计约有四五千人在马场町被枪决。在大陆耳熟能详的包括，1950年6月10日在马场町刑场倒下的4名政治犯：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中将的副官聂曦上校以及唯一的女性朱谌之（又名朱枫，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同吴石联络的情报人员）。李坤龙的父亲李日富（台湾云林籍）1952年4月1日也牺牲在这里，当时年仅26岁。家里人通过《民族晚报》的消息才得知情况，爷爷派大伯到马场町收尸，结果只在河畔的草丛中找到一张写有他父亲名字的带血迹纸条，大伯只能带着这张纸条回老家办理丧事。1957年经由邻居帮助才辗转找到李日富的埋尸处，李坤龙的爷爷向当时的“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提出申请核准后，将儿子遗骨移回老家安葬。

据李坤龙介绍，1998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决定在马场町、六张犁设立纪念公园，以纪念“白色恐怖”时代死亡的政治犯。2002年，位于马场町的纪念公园落成；2005年10月，马英九首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在纪念公园举办的“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代表国民党三度向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马英九更表示悲剧不能重演，“错误既已造成，政府唯有以赎罪的心情来为受害者平反”。现在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已经变成民众休闲健身的地方，《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人或是跑步或是骑自行车，轻松和欢愉的气氛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残酷的刑场。

结束“马场町纪念公园”的采访后，李坤龙又带领记者探寻“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也就是坊间流传的“六张犁墓地”。日本学者横地刚曾这样写道：在台北市的东南偏东方向有一个叫做六张犁的丘陵，在这里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这里长眠着201名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牺牲者；大多数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长着竹丛。据说已经有将近40年的岁月没有人走进这里了。李坤龙告诉记者，六张犁地名起源于当时垦殖地基三十甲，按每张犁五甲计，故称六张犁。这里也是台北地区的公墓，埋有“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乱葬岗”是1993年5月受难者家属曾梅兰发现的。来自苗栗的曾梅兰寻觅兄长四十余年，在荒草堆中发现墓冢，随后又陆续发现三个墓区、共201座无人祭扫的墓碑。

沿着崎岖的小路，记者来到六张犁公墓入口处，这里竖立着黑色的大理石烫金铭牌——“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再往里走，有座墓志石，后面是一座黑色大理石公祭碑，上面刻着“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题字下面是一朵盛开的向日葵花，两旁镌有“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及“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的对联。李坤龙说，黑色石碑象征往者已矣，向日葵则寓意受难者的精神犹如向日葵一般在阳光中向阳挺立。公祭碑前立着一块纪年石，从1950年起，以旋转的方式逐年刻记。李坤龙告诉记者，纪念石形状像一个陀螺，象征着历史长河也在不断旋转，但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六张犁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墓地共有三区，受难者墓碑略比砖块大，矮小、粗陋，布满青苔，上面用红字刻着逝者的名字和死亡时间，详细些的带有籍贯，还有的只是凄凉地写着“无名氏”或“不详”。李坤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受难者中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有教师也有学生，有工人也有农民，有军人也有公务员；有共产党人，也有共产党支持者。他们都经过所谓的“正式判决”，在马场町被枪毙后草草埋葬，遗骸至今无人认领。绵绵细雨中，林立的墓碑显得更加凄凉，记者心中不禁感慨历史的悲情，每一个墓碑后面的故事都不应当只有那寥寥数语。

六张犁公墓里，还有岛内名人的墓，如台湾抗日英雄蒋渭水的墓地，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与夫人马佩璋也安息于此。（记者薛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