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无法忘却的“感叹”——中国的精密仪器不能依赖外国
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我国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他也是对王大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1915年，王大珩出生在日本东京，那时父亲已经留学日本八年。父亲给王大珩起的小名叫“膺东”，寓意就是满腔义愤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父亲一生始终认为只有靠现代科技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
王大珩对光学的爱好，源于父亲的职业。1929年，他随父由北京至青岛，就读于礼贤中学，学业优秀。学业之余，他常去观象台跟随其父观测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观察天体景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此期间，其父讲述研制成功风力计的故事，以及苦于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而要依赖外国解决的感叹，在王大珩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科学熏陶和教育，对王大珩后来攻读物理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与仪器制造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尽管父亲跟他说学物理会穷一辈子，但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一直记着父亲的感叹，也因为，他早就听说清华大学理学院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大师。
“这些清华的有名的教授，在人生观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示。”他回忆说。
叶企孙先生是王大珩最钦佩、最敬重的老师之一。抗战爆发后，叶先生始终教导学生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老师深沉的民族大义和拳拳的爱国之心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王大珩，后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直是王大珩最爱唱的一首歌。
“我头一次听这个歌是在船上，当时在船上的学生都是一起从天津往南走的，上面也有东北流浪的学生，这个歌是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王大珩说，“到国外的时候我还在同学面前唱这首歌，人家都觉得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很有感情，这个感情就是一种爱国、救国的心情。”
1938年，王大珩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两年后，他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技术光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光学玻璃当时被西方各国视为重要的保密技术。为了学到这种中国还没有的技术，1941年王大珩转学到英国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跟随著名的玻璃学家特纳教授学习。
尔后，让许多人不解的是，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去昌司公司当了一个实习生。2005年，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从书里了解了光学玻璃制作的内容，懂一些理论知识，但实践经验很少，“当时不像现在这样看重学位，我觉得这些事可做可不做。”
尽管被约法三章，且不准进公司工厂，只能在实验室工作，但车间出问题还是得在实验室解决，王大珩相信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就这样，怀着报国的使命感，在英国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王大珩掌握了许多当时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关键技术，还研制出快速测量玻璃光性精确度的V棱镜折光仪。这一切，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心中不可逾越的底线——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一生桃李满天下，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蒋筑英、著名的光学家马祖光、中科院院士陈佳洱等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中已成为院士的近30位。
但他曾经说过，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由他提名当选院士的。学生们从王大珩那里得到的，除了学术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做人与做学问的态度。
1982年，他的学生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王大珩一眼就看出他的名字署在前面，他改了过来。他觉得，文章的观点虽然是他在英国时提出的，但一直未证实，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实验，最大的功劳理应是他，但赵文兴在定稿时又把老师的名字放在了前面。
“这引起了我的重视，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实际很大，做导师的在署名问题上应该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都要把名字署在前面，”他在自述中说，“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导师应该用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最后，他又将署名更改过来。
“他90岁生日的时候，提出‘不准请当官的、不准请媒体、不准歌功颂德’三个要求，我们都答应了以后，他才同意仅与他周围以及曾经一起工作过的科学家共进午餐。”张开逊回忆。
对于“光学之父”的称呼，他曾恳请：“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他一生中恪守的另一个信条是“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
有一次，有个公司提出请王大珩和何泽慧、彭桓武三位去做顾问，他们的待遇是除了每月可得到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在王大珩看来，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在认真了解该公司的具体情况后，他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三人的专业根本没有关系。
“这怎么行？”对于他的疑问，对方意思很明确。王大珩说，“并不指望这三个老家伙做什么事情，要的只是我们头顶上这个著名科学家的名。我一听是这样，当时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顾问给辞掉了。”
不仅自己推了这个顾问的职位，他还去找何泽慧和彭桓武，让他们也不要去了。
对各种名目的成果鉴定会，“只要和我专业没关系的我一律回绝，有关系的我只要参加就一定要说实话，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就应该有一说一，决不能顺人情说好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