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既想获得美国的援助，又不想服从美国指挥棒的态度，也惹怒了美国人。台美关系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1957年在台湾爆发的“五·二四反美事件”，使美台关系经历了波折。当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到1965年，美国彻底关上了对台军援、经援的大门，说明台美关系的“蜜月时期”已经成为过去。蒋介石与美国关系的不和谐，客观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可能。
整肃高官
蒋介石一直反对美国分离台湾的意图。其针对具有美国背景的高官的政治整肃，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希望受到美国的牵制而为的。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庞大的政权结构与官僚体制和狭小的统治区域产生矛盾，政出多门，非常混乱，这是蒋介石实施政治整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政权内部一些“挟美自重”的大员，成为他独自处理内政与树立权威的重要障碍。换言之，蒋并不希望内政上受到美国的牵制与干涉。
蒋介石的政治整肃是从1951年整肃毛邦初开始的。毛邦初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远方侄子，其掌握了蒋介石利用美援收买美国右翼政客的大量证据，同时也控制了国民党政府近千万美援的资产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屈居空军副司令的毛邦初与空军司令周至柔之间存在的矛盾，逐步演变为毛邦初与台湾当局的矛盾。蒋介石认为“幸而空军不交毛而交周”(蒋介石日记1951年3月31日)。毛邦初同意其助手将周至柔的腐败问题以及国民党利用美援游说美国人的资料通报给了美国人。因毛邦初挟洋人以自重，告洋状，蒋介石就将积压的愤怒一齐发泄在他身上。“其在美国出丑自侮，诋毁政府，为美国反华者利用，以资摧毁我国家，其罪甚于卖国矣”(蒋介石日记1951年9月8日)。
抵台初期，蒋介石建立了由两部分组成的权力核心：一是陈诚、蒋经国等主持国民党改造的一批忠诚骨干，一是以吴国桢、孙立人为代表的与美国关系密切者。蒋不得不依靠美国之际，对吴国桢、孙立人等人尚能重用。但政权相对稳定之后，蒋的整肃加速。1953年蒋对王世杰案的整肃，引出了吴国桢案。不过，蒋介石对吴国桢这张依靠美国的“民主”招牌，处理时犹豫再三，当吴国桢滞美不归时，虽认为吴国桢“言行渐近于威胁与越轨态度”，但仍希望能“使之觉悟复常”。(蒋介石日记1954年2月6日)。吴国桢不但抗命不归，而且对把自己与王案联系在一起十分恼火。随着吴国桢的“不思悔改”，蒋认为吴国桢“违法乱纪挟美自重之行为，若不从速惩治，则将来第二第三之吴国桢必相继出，故应依法惩治”(蒋介石日记1954年3月2日)。蒋整肃吴国桢、毛邦初的理由惊人一致，均为“挟美以自重”，最后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
“孙立人案”同样是孙具有美国背景之故。孙立人具有西方式工作态度，因其非黄埔系，与黄埔大佬们有矛盾。孙讨厌蒋经国的政干系统对其军事权力的干预，主张撤销军队的政工制度。稍有不同的是，蒋是以郭廷亮匪谍案为借口而整肃孙立人的。孙立人所属之郭廷亮积极进行活动，制定行动计划，决定利用1955年5月底蒋介石前往南部校阅部队之机举事，实行兵谏，进而达成“兵变”，该事泄露，郭廷亮等人被捕。蒋介石碍于美国人的意见，处理孙立人案犹豫不决。为避免过于刺激美国人，蒋在宣布撤免孙立人职务前，先派“外交部”政务次长沈昌焕赴美通报全部资料，并表示对本案以“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原则处理，“勿使美国及其反蒋派引以为独裁口实耳”(蒋介石日记1955年7月31日本周反省录)。蒋先后四次拟定了处置的具体办法。尽管该事件的真相仍是一个谜，但标志着蒋介石在与美国的控制与反控制较量中又取得了胜利。
蒋介石通过针对具有“美国背景”大员的政治整肃，完全树立忠于蒋氏父子的威权官僚体系，对稳定政权、避免美国干涉内政起到了一定作用。
打击“台独”
为了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蒋介石采用了各种手段与方式打击和瓦解台独势力“台独”分裂祖国的政治主张，与国际上“台湾地位未定”、“一中一台”等主张遥相呼应。由于“台独”的先决条件是“将国民党赶出台湾”，若“台独”主张正确，国民党就成了“外国侵略者”，其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为了维护台湾政权，蒋介石对“台独”势力的打击极为严厉。
五、六十年代，“台独”的中心在日本，领导人以廖文毅最为著名，成员主要是一些与日本关系密切，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丧失土地、对国民党不满的旧式地主和留日学生。60年代中期，蒋介石对“台独”分子的策略稍有变化，在严厉谴责、严刑重治的同时，发出了暗示，在“共同反共”的前提下，可既往不咎，实行合作。由于蒋恩威并施，早期的“台独”分子廖文毅返台。廖还呼吁世界各地的“台独”分子以他为榜样，在日本的“台独”组织实际上已“全面瓦解”。此后“台独”的活动中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在成员构成上，新一代台湾留学生取代旧式地主成为“台独”的骨干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从台湾潜逃出去的彭明敏。
蒋打击“台独”并非一味严惩，在对待彭明敏的问题上，考虑到国际影响，下令“特赦”。台湾当局容忍了彭明敏的活动，只是限制了他出境的权利。作者因此认为，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坚决反对国际间“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中国的阴谋，对台独分子采取了严峻刑法，使其在台湾无立足之地，只能在少数外国势力的庇护下苟延残喘，难以找到发展空间。
蒋介石晚年虽然一直保持着与大陆的敌对状态，但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如蒋介石所言，所谓“两个中国”的奇论“尤其荒谬绝伦”。作者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蒋介石的可取之处，也许就在于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同国际各种分裂中国的阴谋及台独势力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