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三个人牵头下，苏联中国留学生会成立了。他们定期地给留苏中国大学生寄送各种国内发来的材料，包括解放战争的进展等。留学生会成员一度达到20多人。
陈：我们起码一个星期活动一次，主要学来自祖国的文件，因为中文有很多人不太懂，而我跟刘允斌，我们年纪大一点，中文还能够念，给大家翻译。另外，逢过年过节，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组织，大家见面，再加上生活上面，就我刚才讲的，蔡畅一来，大家就很自然地在一起了，因为每个月领卢布，我们换卢布，这很重要。
但是让陈祖涛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自己牵头成立的苏联中国留学生会，后来竟然会给自己惹下了大麻烦。陈祖涛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末，他就因为组织成立这个留学生会，被认为是发展苏修特务组织，受到反复调查。
陈：他们给我们扣了很多帽子，1967年下半年被关起来，到了1971年跟我摊牌了，说这就是证据，你是苏修特务，我一看，笑了，我说恰恰说明我不是特务，因为这个笔记本，记的是我们每次开会讨论什么问题，学习什么问题，俄文记得非常清楚，用俄文写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可证明我们不是苏修特务，以后他们没办法了，就把我扫地出门，押送到农村当农民。
在陈祖涛的回忆里，除了成立留学生会这个所谓的“特务组织”之外，曾经为所谓的“4821”集团提供帮助，则是另外一桩不小的罪名。
陈：“文革”期间，中央成立“4821专案组”，为什么立呢？1948年派去苏联学习的那一批一共21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挨整了。
陈祖涛回忆说，他们的父辈不是中央领导就是革命烈士，像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等等。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领导干部。
陈：他们到了以后，没有一个单位主管他们，红十字会把他们转到儿童院去了，他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玛尕洛夫还是院长，把他们弄到一个很小的旅馆住，他们来了就是为了上大学，可当时没办法。
情急之下，他们想到和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会联系，收到求助信的正是陈祖涛。
陈：因为我们都比较熟，在延安很多人我都认识的，他们就给我写信，因为我是学生会的头之一嘛，说现在我们住得很糟糕，吃得也很糟糕，很多人有病，我们想进大学，我就赶到那去了，他们跟我把这情况一讲，我就回莫斯科商量，刘允斌、我、张芝明，我们三个人联名写了封信给马林科夫，把我们这些人父母的名字都写进去了，很快苏共中央就派了个人来找我们，我就把这个情况详细说了，此人就赶到伊万诺沃，他们都转到莫斯科了，他们学了差不多一年的俄语，大概是1950年，全部进了大学，李鹏、林汉雄、罗西北进了水利学院，叶正大、叶正明进了航空大学。
在陈祖涛的回忆里，他们在苏联的生活是随着国内战争的形势一步步转好的。最早是蔡畅的接济，然后是罗荣桓命令的，从东北发来的半火车的食品，到了1949年的年初，第一任大使王稼祥来到莫斯科，新的使馆成立，王稼祥做的最早的一件事，就叫参赞曾涌泉给中国驻苏的留学生发放伙食补贴，每个人每月提高到了800卢布。
陈：从那以后，我们情况就好多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驻苏联的大使馆，都是在1946年左右成立的，我们总参加人家的庆祝，所以我们一直盼望中国使馆赶快成立。社会主义阵营中我们中国最后一个在苏成立大使馆，以后我们就好了。
1949年10月1日，远在莫斯科的中国学子们得到消息，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陈：中国人全部集中庆祝，喝了很多酒，跳舞，唱歌，就这种情景。
记者：当时心情怎么样？
陈：那当然不一样。我们很自豪，因为盼了多少年啊，我们能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使馆，有人管我们，生活苦了多少年啊，从1941年到1949年，差不多8个年头，8个年头处于吃不饱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