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李先念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李先念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空虚难外调。李井泉亲自致信李先念，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前几年增加的外调主要是抽调库存来保障的，现在库存少了，如果过度外调省内就无法安排，将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复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难耐的。京、津、沪一旦断粮，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会招致国际的声讨，必然会给新中国带来致命的冲击。经过反复权衡，非常时期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亲自打电话来川催粮，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面对着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面对着中央领导人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李井泉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肩上的担子明显地重了，李井泉无力再做任何思想斗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流泪了。好几位书记在文件上签字时也落泪了。要不是无力抗拒，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七尺男儿何以能够亲手签下这布满血迹的文件。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
有老同志回忆，1960年夏，邓小平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小平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顾全大局为保全国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