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了政府“专营”的尚方宝剑，专司棉花收购的官员却无法购到足够多的棉花。收购计划的无法完成以及千万纺机的嗷嗷待哺，并不在于没有棉花。我们国家1988年多雨，多虫，棉花的减产是确实的，然而减产的幅度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大，至为可疑。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乡下有棉花，城里的大纱厂原也不该有那样火急火燎的局面。问题是，政府方面仅以“爱国棉”的教导和低价的专营不能令农民心甘情愿地把口袋里的利益掏出来，农民正在施展其特有的狡猾来拒绝卖棉。地方政府的官员大都不肯倾全力去对付农民的狡猾，其心态亦有微妙的可鉴之处。以税收论，农民的小纱厂，利益在当地政府；城里的大纱厂，利益在中央政府。要地方的官员饿“小”以饱“大”，等于饿“己”以饱“人”，这和要乡下人拿自己的腰包去填城里人的腰包是一样的。
明白了这一层道理，便不会对地方官员中间弥漫的惨淡之情觉得惊奇。这些地方的父母官中有一位是河北省安国县的县委书记，他以当地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挨户动员农民交售“爱国棉”，终于完成收购的计划，这在这个产棉区里是少有的大功劳。作为党的干部，他受到上级的表扬；作为数十万百姓的“父母官”，他并无一点喜色。他用一种又酸又涩的口吻说道：“让农民爱一次国，少收入一百多万元。”
价值的法则在今天毕竟已经深入人的心里。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所在。以改革的逻辑讲，政府是应当循着价值规律和农民打交道的，然而在实际的进程中，又必须不按价值规律和农民打交道。事到临头，行与愿违，其情景如叶公好龙。
第三个征兆：因噎不敢下咽之势
现在，我们的国家很像是饥肠辘辘而又噎了嗓子不敢下咽的一个人。
这一碗令饥饿的中国难以下咽的饭，就是改革开放。
最低限度从3月于北京召开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看，这一碗饭是很多人含在嘴里不敢下咽的。
对于这种状况的最直言不讳的表述来自广东。3月24日，广东省省委书记林若在北京饭店他的套间里，对一位记者说：“治理整顿不能因噎废食。”两天以后，他的搭档，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以差不多同样的口吻说：“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改革开放。”
在今天提出这样的话题，并不是杞人忧天。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舆论方面，似乎要将形形色色的难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拣其要者归纳，有三个字：一曰“热”，即经济过热；二曰“涨”，即通货膨胀；三曰“乱”，即秩序混乱。
这是私下的话题。
公开的说法稍见宽容。其中李鹏总理3月20日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之《政府工作报告》，为定音之锤。依据他的估计，对于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乃是中国经济的指导上的失误。他更列举出改革开放之种种具体的方面，诸如放权搞活之中未能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价格改革未能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明眼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本届政府任期一年以来首次公开的检讨。检讨什么？检讨改革！
由于有了这样的局面，中国经济的局面便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怎样阴阳怪气呢？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两大决策同时展开。依据政府的设计，中国当在这样一条路上走“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而且必须坚定不移。见李鹏总理3月20日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其属于治理整顿的内容，择其要者，计有：
一、消除经济过热；二、遏制通货膨胀；三、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四、缓解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五、调整经济结构；六、建立宏观调控体系。
其属于深化改革的内容，择其要者，计有：
一、完善和发展已有的改革；二、继续完善和发展工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三、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四、培育有秩序的市场；五、缓解分配不公。
明眼人一望而知，今天经济战略的选择，重在治理整顿，轻在改革开放；急在治理整顿，缓在改革开放。所谓二者的统一，其实是二者的合一。以此种决策来衡量实际的进程，似可相信，改革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是难有大进展的。李鹏总理已把此点痛快地说出。他说，各项改革必须围绕治理整顿这个中心，治理整顿的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见李鹏总理3月20日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