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到1940年底，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根据地，加上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共拥有1亿人口，抗日武装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这一年，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调集100多个团共20万人，在华北敌后进行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声势之大，震惊中外。
大陆官方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和“反扫荡”开始取代正面阵地战，逐渐成为对日作战最主要的作战方式。敌后战场先后有左权、杨靖宇、赵尚志、彭雪枫等高级将领以身殉国，还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等无数可歌可泣的民间抗日英雄，以至于如今大陆民众最熟悉的说法，是共产党抗日，国府假抗日；在充斥大陆的很多影视节目中，国军将领多是废物，共产党才是在敌后出生入死、冒险犯难地杀鬼子。
不过，近年来中共也在逐步修正自己的抗战史观。大陆的主流论调以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为基础，“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为主体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虽然此前胡耀邦曾在内部会议中提及，但至此中共才算正式官方表态，肯定国民党执政下的国府，在领导抗日时有贡献。
近来两岸关系和缓，在两岸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已经愿意对国府在抗战中的角色给予正面肯定；但中共始终不曾放弃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这与台湾岛内的抗战史论述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也与国府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抗战真相相去甚远，不同的历史认知成为横亘在海峡两岸间的一个巨大鸿沟。
22次会战，国军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事实上，相对于共产党敌后战场，国军正面战场的战绩，载在史册，有据可查。
国父纪念馆展区正中央以整面墙壁的宽度将日本降书放大展出，可以清楚见到“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的签名。根据现场展出资料，在八年抗战期间，总共发生会战22次，全数是国军部队立下的汗马功劳，而共军的平型关与所谓百团大战，不过是众多会战之外的两次战役。
国军备役上校、中华军史学会龚建国《对日八年抗战三次长沙会战》为题的研究论文，为确认国军是抗战主力提供了有力佐证。
龚建国说，1939－1942年间，中日双方均处于战争的长期相持阶段，日军为解除中国第九战区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和策应“南进”（指向南洋）和太平洋方面的作战，先后发动了三次攻略长沙的作战行动。中国方面则为配合盟军作战，积极向日军进击，使日军无法抽调军队向外发展。因此，国军长沙会战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必胜决心，同时也发挥支持盟军太平洋作战的作用。
龚建国文章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3日。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日本大本营面对美国废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新情势，为巩固占领区，调集10万兵力，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遭各路国军有力阻击，伤亡2万余人，被迫撤退。
第二次长沙会战则是1941年9月7日至10月19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部队，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日军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却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目标。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日本趁其驻防广州的廿三军进攻香港机会，第十一军调集约10万兵力，分两路进兵长沙，目的是争夺要点，牵制国军不致转向广州、九龙和缅甸。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兵力，全力防御，重创日军，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不仅令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牵制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展，从而打破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幻想，还重建民族自信，进而促成不平等条约废除，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