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后来听说上吊者是某设计院的技术员，在刚刚开始的“清队”运动中受到触及，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终结生命。这一年，“畏罪”自杀者好像特别多，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大报、小报或谓之“抗拒思想改造，罪有应得”，或斥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 2004年12期，作者：姜东平，原题：《回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的3月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长春人像过年一样，按照那个特殊年代的惯例，顶着料峭的春寒，高举着标语牌、红宝书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年初以来，两派的大联合解除了派系间明火执仗的对垒，枪炮声被锣鼓声、鞭炮声取代。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们心情格外好，倚在院墙上叨咕：“这下子可消停了，上街买菜啥的，用不着担心枪子儿崩着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上一年的8月初，本院邻居老曾就被流弹击中肩膀，如果错出一米，恐怕就击在我身上了，因为当时我们正围成个圈儿闲聊，伴着骤起的枪声，消磨炎夏的傍晚。
表面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有些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邻居家的张博文，一个吃饱了饭爱哼两段京剧的老张头，那几天没有了动静，问他儿子才知道，他爸进学习班（实际上被隔离审查）了。过了二十来天，老张头回来了，脑门上贴着纱布。那脸就没开过晴，常把他的两个儿子（有一个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打得鬼哭狼嚎。打那以后，再没听他唱过京剧。
后来，亚宾他爸也被省物资局系统隔离审查，开除了党籍，听说是隐瞒了历史问题，被查了出来。
不久，有人来抄蔡大胡子家了。蔡大胡子是转业军人，上过朝鲜战场，是电台技师，转业后分到本市无线电某厂。蔡大胡脾气暴，军人性格不改，技术好，又傲气，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结果得罪了一些造反派，运动来了，哪有他的好果子吃，就给他定了个“特嫌”，怀疑他在电台上干过，与“朝修特务”有联系。老蔡哪里受过这个，结果没少挨揍，腿都打折了，也没服软。接着就是上门抄家，恨不得抄出个“密电码、发报机”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抄出来，拉走了一个汽油桶，说是“公家”的。蔡大胡子被关了一年多，回来时，还拄着双拐。
看着左邻右舍忧心忡忡的家长们，真为家里摊上事的伙伴们发愁，担心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一年，我对“清理阶级队伍”的印象深刻，因为它所波及的家庭，所涉及的人和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一个个熟悉的人接二连三地出了事，甚至我的老师也成了“中统特务”。在那些饱受隔离审查、关押打骂之苦的当事人看来，更是一场令人惊惧不已的噩梦。
长春人民大街与解放大路交会的地方，曾有一座伪满时期的建筑。解放后，一直是省军区的干部轮训队，60年代初，我还在那里看过一部叫做《铁窗烈火》的电影。前些年，这里是市政协的办公楼，现已拆除。而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的1968年，曾一度成为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