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57年反右派中，徐平羽作为主管上海外事口(包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即后来的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市专家工作处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对外事口干部定性上报时，力排众议，坚持外事口干部中没有右派，不划右派。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 作者：沈德汉 原题为：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

徐平羽同志去世十多年了。

30年代，徐平羽在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抗战中去新四军，50年代在上海任市府秘书长。1955年反胡风，在整理的胡风材料中提到白丁，见报时先注“白丁，即徐平羽同志”，不久成书出版，改为“白丁，即徐平羽”，去掉了“同志”二字。徐平羽因胡风案牵连受审查一年多，1959年以后在上海任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后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致残，1989年去世。徐平羽去世后，上海文化界纷纷写文章悼念，称他平生豁达大度、有胆有识、尊重知识分子，爱护干部。

但是，这里我要写的，是徐平羽一件迄今为止不为大家所知，又决不应当被湮没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就是，1957年反右派中，徐平羽作为主管上海外事口(包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即后来的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市专家工作处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对外事口干部定性上报时，力排众议，坚持外事口干部中没有右派，不划右派。

由于徐平羽的坚持，市委黄庆熙同志表示，“尊重徐平羽同志的意见”，因而，上海外事口未划右派。这在“浊浪排空，惊涛裂岸”的反右派运动中，特别是在以“左”闻名全国的柯庆施领导下的上海，徐平羽这样干，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勇气，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他刚因胡风案被审查回来，就顶住压力，敢于这样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黄庆熙同志这样做，也是很不容易的。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保护了一批干部，这不仅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恐怕在全国范围也是罕见的。这是大好事、这是奇迹，不应当被湮没、被遗忘。我们亲身经历过反右的人，对反右是不会忘记的。事实上，在上海外事口，也跟其他部门一样进行了反右，给一批干部定了性，只是由于徐平羽的坚持，才未划右派。而原来属于外事口的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此时已划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划了不少右派。

当年在外事口直接参与此事全过程的龚炳孙同志(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已经去世三年了。去世前曾跟我说，要我有机会写出来，来纪念徐平羽同志的功德，不使湮没，特写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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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羽，1909年9月生于江苏高邮，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他在军政界的名号要响亮得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左联。

1936年后担任过新四军服务团副团长、苏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黄河大队政委，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等，也算是戎马半生。解放后，他又在各处文化部门任职，历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南京博物院院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就连文革中被批斗，也是因为”包庇”所谓牛鬼蛇神的黑画。

他的收藏几乎是伴随着解放战争的步伐一同前进的。1946年，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的徐平羽正式开始购藏书画作品。从那时起直至1966年”文革”的20年间，他以自己的全部收入投入其中，生活开支则全靠夫人的薪金，甚至将夫人过年为儿子做衣服的布票买布做了画套，痴迷程度可见一斑。

徐平羽的书斋名为”玉莲斋”，又名”清箱书屋”，收藏了许多精品佳作。书斋中自明代、清代至现代的诸多大家都有所涉及，像吴门的祝枝山、文征明、唐伯虎、邵弥，昆山的夏昶，山阴的徐渭，华亭的董其昌，清初的四大名僧，黄山的梅清，娄东的王原祁，到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等等。

最主要的是”扬州八怪”，或多或少有些收藏同乡作品的情感因素，也标示着他的审美取向。现代画家则大多与他有交往，如黄宾虹、吴湖帆、傅抱石、贺天健、谢稚柳、吴作人、黄胄、程十发等，大概也是他解放后从事文化领域工作的关系，很多藏品都题有上款。在北京荣宝2006秋拍《玉莲斋藏画》专场中，傅抱石的《西风吹下红雨来》，就有作者的长题，记述了他们十载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