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有极深刻的历史教训，即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岗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如何为这样一个人物做传，如何评价围绕人物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研究中的难题。这就需要研究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视历史。
《高岗传》的写作，必然要谈“高饶事件”。学界普遍认为“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20世纪80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中，“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对于高岗及“高饶事件”的评价，过去国内的出版物多是一边倒的批判。只有国防大学林蕴晖教授的研究有突破，对“高饶事件”做了不同的解读。
读《高岗传》可以发现，作者是把传主放到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了考察，把他的人生轨迹分为三个时期，从而把一个在黄土高坡上迅速升起，在黑土地上耀眼闪烁，又在红墙内骤然陨落的政治明星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做了全景描述。对这一时期围绕着高岗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运用新发掘的资料重新做了系统的考证和中肯的评述。作者通过近年来披露的新史料，结合作者的研究和访谈，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为读者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
从作者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高饶事件”中的两次关键会议，即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无论是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指桑骂槐”，还是饶漱石“震动”组织部，其矛头都是指向刘少奇的。这两次会议通常被学者视为“高饶事件”的起点。然而，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而且，分歧发生在1950年春至1951年初，双方接连在富农问题、互助合作问题、工会问题上发生争论，毛泽东在争论过程中基本上是赞成高岗的意见的。所以高岗在东北局内部也说了一些贬低刘少奇的话。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此时的高岗同时担任着三个“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见中央对他的重视。之后发生“新税制风波”，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他不但对新税制的实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周恩来主要负责对外工作，又把政务院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工作一直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负责的。显然，中央的决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而高岗却进一步受到信任和重用，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更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然而，权力是把双刃剑。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会下鼓动一些同志“放炮”，目的除了要整薄一波，更有“指责刘少奇的意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财经会议的结论讲话中，强调了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既是对薄一波等的批评，也是对高岗的警告。可是，高岗不仅没有重视党内的统一领导问题，反而散布了一些不利于党的团结、违背组织原则的言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结局。
“高饶事件”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的。这个教训就是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前车之鉴，读史者不得不深思。
让历史事实来说话，把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写得引人入胜，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政治人物的传记，很难摆脱板着面孔述说、流水账式叙述的窠臼。然而，此书不然。翻开这部传记，“引子”从一个老人的寿宴说起将读者带入历史，让你欲知详情；文采飞扬的叙述让你读起来欲罢不能；高岗一生的传奇经历以及引发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让你欲知究竟；几十幅珍贵照片让你仿佛回到那逝去的历史时空。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不仅娴熟地运用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言必有据，史论结合，而且还注意吸收当今史学研究的新观念，更注重史料运用，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引导读者站在历史的宏观大背景下诠释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把一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写得如此引人入胜，确实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