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如果按中央文革的意思支一派压一派，铁道部肯定要大乱，全国的经济也就大受影响，我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肯定要被打倒。如果和陈伯达对着干，也是肯定要被打倒，反正横竖都是要被打倒，所以只有豁出去了。”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作者：苏晓林 原题为：我父亲苏静参加“军管”二三事
1967年我的父亲苏静将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毛主席当时关于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才有所谓“支左”一说。当时领导干部被批斗，工作靠边站，群众派性对立，生产无法正常运行。父亲对于铁道部的业务工作是一窍不通，参加军管的绝大多数同志也都不懂业务工作。
父亲认为，派他到铁道部去军管，并没有要他支持哪一派的任务，也没有要他打倒哪一个领导干部的任务。相反，为了使铁道部的工作正常运行，必须紧紧地依靠铁道部的领导干部，努力做两派的说服工作，消除群众的派性对立。
按照这一思路，父亲到铁道部后，不管群众怎么批斗打倒吕正操同志，他都不表态支持。最后吕正操同志受迫害是中央专案办直接插手，将吕正操同志抓走的。对于两派群众，父亲坚持认为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如果支了一派，就会使已经对立的两派更加对立。那时两派对立，矛盾激化发展到武斗是很平常的事，有些地方武斗甚至连枪炮都用上了。如果铁道部的两派对立也发展到这一步，其结果必然是全国的铁路运输完全瘫痪，全国的经济也跟着会瘫痪。这正是江青一伙所希望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打倒周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江青一伙暗中支持铁道部的一派群众组织。父亲当时心里也很明白他们支持的是哪一派，可就是坚决不表态，因此军管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就特别大，军管会经常被围得进不去、出不来。父亲也经常是吃不上饭、睡不了觉。特别是在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被诬陷打倒后，揪斗军队走资派的风声很大，提出要反“带枪的刘、邓路线”，军队的高级干部一批批被揪斗、被打倒，军管会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军管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为了统一军管会内部的思想，父亲把军管会全体同志拉出去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在学习期间，父亲强调的中心议题就是不能支一派，要作两派的和解工作。
由于父亲的这种态度和作法，江青一伙要搞乱铁道部的目的始终未能达到，只好亲自插手，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带了谢富治和文革小组的人，并且邀了一些其他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陪同到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大会一开始，就由谢富治出面将他们认为是革命的那一派的头头叫上了主席台，而对另一派却置之不理，明显冷落。这实际上是公开明确地表明了中央文革的态度。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谢富治把这派的头头叫上主席台后，我就把另一派的头头也叫上了主席台，顿时会场大乱，会开不下去了。陈伯达很生气，带着所有来的人一起下了主席台，把我一个人留在台上。我没办法，只好也到台下来，陈伯达见无法开会，又让我上台主持开会，然后我又将陈伯达等人一个个重新请上主席台。”会后，“打倒苏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就上了大街。
这对我们全家震动很大，因为在当时，陈伯达的分量有多大谁都很清楚。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点名一个打倒一个，真不知道被他点名打倒的有多少人。父亲这么明目张胆地与陈伯达唱对台戏，那还不是有十个打倒十个。父亲当时也觉得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看着他不停地吸烟，一句话都不说，我们都很着急，很难过。按照当时的常规，接下来就应该是被批斗、被抄家，然后被关押，我们也就马上要变成所谓的“黑五类”了。奇怪的是，就在第二天，再去看街上的大字报时，原来的“打倒苏静”全都被盖住了，一点也找不到了。几天之后，毛主席关于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的最新指示发表了。这下军管会的地位和威信可高了，群众还以为父亲能通天，会提前知道毛主席的精神。
铁道部的形势很快好转，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并成立了革委会。
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如果按中央文革的意思支一派压一派，铁道部肯定要大乱，全国的经济也就大受影响，我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肯定要被打倒。如果和陈伯达对着干，也是肯定要被打倒，反正横竖都是要被打倒，所以只有豁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