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一愣，亲自来请刘亚楼入席。赫鲁晓夫介绍：这位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司令，是文武双全的将军，曾在苏联留过学。
美国空军部长特文宁马上接过话：我和刘亚楼将军已是朋友了，宴会上刚刚碰过杯，表达了我们的友好愿望。中国空军发展很快，令人佩服。
赫鲁晓夫说了一通中国空军战绩辉煌的话后，莫名其妙地接着说：我们知道，土豆有芽，有皮，皮不能吃，我们便把这没用的东西扔掉了。中国的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蒋介石就像土豆皮，没用的东西，我们就把他和台湾一块丢进太平洋了。
刘亚楼立即纠正：总书记同志，你说蒋介石是土豆皮，没用东西应该扔掉，我没意见，但台湾并不是土豆皮，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能扔掉呢！
赫鲁晓夫“哦”一声后，颇为圆滑地说：也许我的比喻不够贴切。
赫鲁晓夫见刘亚楼当众顶撞他，有点生气：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土豆的心，是有用的，所以它组建空军，我们愿意帮它。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就在这，他很清楚。
刘亚楼为了给主人留点面子，便委婉地说：总书记同志，对苏联人民的帮助我们从来都是感谢的，既然您也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我们还有什么分歧呢？
赫鲁晓夫体面下台，拉过刘亚楼的手连道：刘亚楼同志，别误会，别误会！
答谢宴上，将军的真诚话语感动苏联空军主帅
俄罗斯天寒地冻，但刘亚楼的心却火热着。在一轮又一轮谈判桌上，他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在准备起草协议时，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问：苏方会不会提出派遣顾问呢？
刘亚楼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踱了几圈，一转身，说：我看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苏方只有通过派顾问才能达到控制我国航空工业的目的。他指示马上向周恩来发报请示。
周恩来很快回电：“派技术人员可以，对他们如何使用，主动权在我们这里。派顾问我们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派，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到时候你们就马上回来。”
苏方在准备好的协议书文本上，别有用心地写上“向中国派遣专家”字样。自从苏方无理撤走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后，中国对“派专家”这种提法很是反感。机敏的刘亚楼提议用“工程技术人员”代替协议书文稿中的“专家”这个词。
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斯米尔诺夫上将坚持不改，认为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刘亚楼柔中有刚地说：既然您一再表示，这两个词没有区别，那为什么又不同意改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苏方代表近乎失态地说：您何必吹毛求疵呢，反正我们是不想改了。
刘亚楼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严肃地告诉您，我是不会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的，请您把我们的意见呈报给赫鲁晓夫同志。
出乎意料，第二天谈判时，苏方主动按照中方的要求，将文件中“专家”一词全部改为“工程技术人员”。
3月30日，刘亚楼在“协定”上签字。合同规定，苏联将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飞机的特许权，但所有的技术援助都是有偿的。
当晚，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搞了一个答谢宴会，请了苏联空军司令、空军主帅维尔希宁元帅及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斯米尔诺夫上将等人。刘亚楼真诚地说：苏联空军过去在帮助和协同中国空军作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空军成长壮大的道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总要由衷地说一句：感谢友军！
中国空军主帅没有忘记苏联空军对中国空军的帮助，这使维尔希宁深受感动。
克服苏方技术刁难，歼-7昂首飞向蓝天
协议签订后，代表团普遍感到高兴，但刘亚楼说：得看中苏今后关系的发展，要是中苏关系恶化了，即使现在达成了协议，也只能是一张牛皮纸———不顶用！
他的话多少有些先见之明。协议生效5个月后，苏联有关部门将制造米格-21技术资料陆续交付沈阳飞机制造厂，但技术人员按苏方所提供的俄方技术资料目录与资料一核查，发现苏方故意将一些重要技术资料扣下，特别是所提供的米格-21飞机样机的一部分零件根本无法装配飞机……
这些有所预料但所料不全的问题发生后，国务院迅速作出决定：飞机设计、制造等部门要对米格-21飞机进行全面的“技术摸透”，为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埋桩、夯基。
幸有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和沈阳飞机制造厂等单位群策群力，对米格-21进行全面“技术摸透”，先后解决了249个苏联提供的图纸中的疑难问题，编制了苏联欠交的8大试验技术文件。1964年3月，沈阳飞机制造厂全面铺开米格-21的试制工作，次年研制成功。这是中国歼击机设计、制造业的辉煌转折点，它就是目前空军仍普遍使用的歼-7战斗机。
当米格-21研制指日可待时，1964年5月，航空研究院提出要在米格-21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一种性能更好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而且技术、战术指标要全面优于苏联米格-23。米格-23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刘亚楼得知这个消息，大加鼓励：空军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你们成功时，我为你们摆酒庆功！
遗憾的是，刘亚楼翌年因肝癌辞世。4年后，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翱翔蓝天，它的身后是日趋庞大的航空产业体系，这也算是对英魂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