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0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