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的“粗茶淡饭”
1965年5月21日，第一批外国国宾——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一行，由周恩来陪同来到大寨。太原专门组织厨师、服务员，提前带上原料、饮料、餐具、酒具来到大寨准备。不料，周恩来一下飞机就交代，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太原来的人、拉的东西，没有来得及下车便撤走了。大寨人准备的主食有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席间，外宾30余人和中方陪同人员喝着大寨高粱白，吃着土豆丝、腌咸菜，谈笑风生，和谐而轻松。
周恩来以“大寨精神”为话题，介绍了我们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历程。席间，客人不时赞扬大寨的饭菜新奇、可口、好吃，称道大寨“粗茶淡饭”的宴会。
1976年5月，我作为礼宾司人员随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大寨。外宾很赞赏大寨主人“粗茶淡饭”接待。
国宴的“瘦身”
1965年2月28日，外交部递交了《关于改进接待国宾的礼仪安排的几点建议》，建议：国宴上取消外交团祝酒和敬酒，拟同外交团协商后免去排队敬酒，我领导人也不去各使节桌上敬酒。不过，“文革”十年中，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国宴的改革速度也相对放缓。直至1978年9月，新的改革方案才正式实施，规定：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不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参加迎送；为来访国举行的国宴，只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和使馆部分外交人员出席。1990年后，增加邀请来访国周边友好国家驻华使节出席，这种邀请通常商来访国确定。
这样一来，大大节约了宴会时间，也减少了中方领导人喝酒的负担。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我国欢迎来访国宾的宴会通常设宴席50多桌，除邀请来访国宾一行出席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夫妇，外交团占宴席20多桌，加上中方陪客，济济一堂。当时，在通常情况下，宴席上冷菜6种，热菜4道，每位客人面前摆大中小杯3个，酒类主要是茅台以及其他名牌葡萄酒等，杯子斟得满满的，还摆了桔子水、矿泉水等。每次宴席，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讲话稿译成英、法、俄3种文字。
参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国宴作了改革，欢迎国宾的宴会不再邀请外交团出席，宴席规模几乎减少了一半。随后又几次调整，国宴的规模缩小到现在的规格。目前的国宴通常为7到8桌，如国宾随行人员少，宾主出席者不超过50人，宴席则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这种安排在国外屡见不鲜。宴席的减少来自对邀请对象的严格控制，今天的国宴通常只邀请国宾随行人员30至50人出席。同时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以及少数主要外交官。此项改革既符合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外交实践，又切实做到了不讲排场，节约外事财政开支。
注重国宴礼仪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注重礼尚往来。近年来国宴注意营造既隆重又亲切的氛围，以主动热情友好、周到细致，有的放矢、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礼仪工作，使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国宴礼仪尤为重要。热情好客，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周到得体的礼节，使客人感到亲切。例如，宾主入席时取消奏两国国歌；宾主双方在席间不发表正式讲话，或致辞、祝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席间乐，曲目单包括来访国著名乐曲；宴会期间或宴会后安排歌舞、文艺节目助兴；镶嵌国徽的菜单和曲目单由中方礼宾官事先安排精心制作，让客人赏心悦目。
国宴严格按对方提供的礼宾顺序名单排列席位，并事先通知出席者；按来访国习惯，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尤其注意安排好主桌，不一律安排圆桌就餐；精心制作座位卡，用两种文字写成，方便客人入座，座位卡名字的中文在上，外文在下，如外宾姓名过长，中文只写姓氏和职务，外文则写其全名和尊称。
坚持实行分餐制，一人一份，这样做，既减少浪费又卫生方便，也利于服务员实行规范化的服务；宴会的餐具主要用筷子，如宾客不方便，则用宴席上的备用刀叉；饮料多种多样，应索提供；宴席上视客人的爱好和禁忌确定用酒。
我曾多次随国宾赴省市访问，省市领导人也为国宾访问举行宴会，但菜肴十来个，时间也比较长。我记得外宾对此也有议论。如：1986年澳大利亚副总理鲍恩到东北一城市访问时，在宴会上说：你们的饭菜太丰盛了，如果到我们国家，由我来宴请你们的话，一没有这么多的饭菜，二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话与其说是对我们好客之举的赞扬，不如说是对我们这种铺张浪费之举的含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