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察南方的历史背景
记者：您能否就您个人的理解，谈一谈邓小平南巡的历史背景？
陈：小平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具有雄才伟略和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选择这个时候出巡并非偶然，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相当严峻。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1991年，随着“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迅速解体，东欧国家易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顿时陷入低潮。东西两极体系彻底瓦解，两极冷战局面结束，世界力量对比失衡，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世界的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当时，西方国家加紧对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发展，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前途命运的关注。
记者：当时，国内形势也存在许多复杂因素。一部分干部和群众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产生了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
陈：改革开放确实到了关键时刻。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小平同志对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会不会滑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清楚的回答。老人家特别强调新的领导班子“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等等。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却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局面。一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有些外商甚至抽掉资金以及将“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广州几家五星级宾馆客源很少，门可罗雀。二是经济上在贯彻治理整顿方针过程中，有些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发展速度受到一刀切的严格限制。加上其它因素影响，不少地方出现市场疲软、销售不畅、库存增加的现象，并导致生产萎缩、经济下滑。三是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再次浮现。有的人明明知道上海署名“皇甫平”的4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表达的是小平同志1991年春节期间在上海讲话的内容，可他们却发表一系列文章，大加挞伐。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以来，我国十多年来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是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一贯坚持的，但有的报刊却发表长文，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这不是将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讲了十几年，但在这时提出两个中心，主张反和平演变也是中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可以这样说，在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前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确实笼罩着一种沉闷、困惑、无所适从的气氛。我想，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
大家都还记得，小平同志在宣布“告别政坛”，最后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不会变就是不动摇，不能折腾，中国要发展。他这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给全党听的，是说给全国人民听的。他在南巡时反复强调说，基本路线不能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因为他老人家觉察到已经出现偏离基本路线的征兆。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存亡，他要出来“说一说”了。到哪里说呢？他选择了南方，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珠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
我在陪同小平同志的南方之行时，听他老人家讲过“不争论”。他之所以说“不争论”，是因为当时有争论。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不仅有争论，而且还相当激烈。这个争论涉及不少问题：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兼容？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经济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当时，这些问题被一些人说得很玄奥、很吓唬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回顾当年的现实状况，我们就不难理解小平同志南巡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