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太遗憾了。既然周太和不在陈云身边，一定有其他的秘书知道情况。但周太和说，其他的秘书不是他的文字秘书，也说不清楚。
这真成了七千人大会上的又一个谜。按照常规，陈云是七大常委之一，对于经济工作又最有发言权，毛泽东亲自请他讲话，他就是不肯开口，的确有些蹊跷。一般说来，没有毛泽东请不动的人，但陈云破了例。个中原因，到底为何？带着好奇心，翻开那个年代的历史，慢慢细品，或许多少也品出一点味道来。
私下以为，陈云不肯讲话，是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再有两到三年经济就可以恢复，为了鼓劲，并提出制定10年规划，写进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由大会讨论通过。从陈云十几天后在西楼会议的讲话来看，陈云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全国农业的恢复不是2到3年，而是至少5年。陈云认为，不应忙于制定10年规划，可以作一个5年恢复、5年发展的计划等等。陈云与毛泽东的想法既然不一样，讲出来的调子与大会也就不合拍，因此，陈云的话也就不那么好讲了。
第二，陈云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从他的经历和性格来看，非到不讲不能过关的时候，才讲些违心话，大多数情况下，他采取的办法是沉默。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不少人随声附和跟着发热，陈云也热，但没有狂热，基本保持了沉默。邓小平回忆那一段历史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第三，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帐派，引起毛泽东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
说起“秋后算帐”派的事情，则需要从“反冒进”讲起。
1955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比较乐观，为提早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曾提出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
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比起来，对经济工作更是缺少经验。周恩来、陈云等发现了经济建设冒进的情况，立刻刹车，但毛泽东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来。当时的他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周、陈搞“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毛泽东还上纲上线说，这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很欣赏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这“许多同志”是何许人呢？后来毛泽东自己揭了这个谜底，他主要就是针对陈云来讲的。言外之意，陈云做经济工作不行了-这是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事情。
在这之前，全国的经济工作是由陈云负责的；在这之后，毛泽东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了领导经济工作的一线。
为了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加大了反“反冒进”的力度。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反冒进”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陈云听了，如坐针毡，革了一辈子的命，谁愿意与右派为伍？无奈，陈云发言检讨了自己“反冒进”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陈云再次检讨了自己在“反冒进”中的“错误”。
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不知道毛泽东是有预感还是别的什么，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泽东的这番话意味深长。陈云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事后他得知此事，除了震惊，恐怕就是担忧了。
毛泽东通过批评“反冒进”，终于为“大跃进”扫清了思想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的后果，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
1958年秋，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存在的问题，头脑有些清醒了，并着手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让人家“秋后算账”。但当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时，毛泽东又很难接受了，刚刚有些清醒的头脑，再次昏胀起来，不但停止了纠“左”，还定了彭德怀的罪，继续反右。这些风云变幻，陈云自然历历在目。时间虽然到了1962年，眼下的情景已同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应该说，陈云还是吃不透、拿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