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虽然蕺山对格物致知有充分的论述，但仍显不够明晰。原来他的格物致知说是由文本解释和实质解释扭拧而成的。与许多前辈儒者一样，蕺山对《大学》“格物致知”传的下落极为关切。他认为，格物致知传传文就在古本之内，只是文句有错简。于是他调整了《大学》文本，并对格物致知作了一番解释。由于这番解释的初衷是为了弥缝《大学》的文本，致使不能与其思想内在地联系起来，只具文本价值。为把自己的独创性的思想融入《大学》，他又对格物致知作了实质性解释。他没有认识到他的文本解释与其实质解释是不可兼顾的，将其牵合在一起，强为之说，产生了许多纠结。将蕺山的格物致知说分解为文本解释和实质解释，有利于理清其思想脉络。

《大学》中“致知在格物”一语，由于其确切含义在本文中交代不明，且又是“八条目”的起点，所以宋明以来成了儒者聚讼不已的悬案。每一解释往往代表着某种哲学观点，甚至反映着某一哲学体系的性质，如朱熹和王阳明的解释即是如此。蕺山哲学的中心是诚意，对此学界论者已多。蕺山对格物致知也有丰富的论述，有其独特的看法，对此学界的论述尚不多见。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　蕺山对“格物致知”所作的文本解释

（一） 蕺山《大学》改本

《礼记》所载《大学》一般称古本《大学》。宋明以来，不少儒者疑其有错简或脱文，并依各自的见解，或对其加以增补，或对其文句次第加以调整，于是就出现了至少有十余种之多的《大学》改本，如朱熹改本、王柏改本、高攀龙改本等。明嘉靖间尚有托言魏正始石经本的《大学》文本出现，且颇具影响，此也可视为改本之一。蕺山毕生孜孜考订《大学》，仅专讲《大学》的著作便有四种，即《大学古记约义》、《大学杂言》、《大学古记》和《大学古文参疑》。前三种大致皆依高攀龙改本，《大学古文参疑》则是蕺山参考以前诸改本，主要是伪石经本，而自定的改本1。此本成于蕺山临没当年，虽临终时又对其表示不满，今可姑视之为蕺山定本。

蕺山改本将《大学》全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是“三纲领”、“八条目”，第二章至第八章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等八条目的“传文”。前二章与其格物致知说密切相关，兹录于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第一章）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2（第二章）

蕺山改本基本上承袭了朱熹“三纲领”、“八条目”及“经”、“传”之说，但与朱熹改本有重要不同。蕺山并不认为格物致知传有缺，只是文句有错简。其定本的第二章即是“格物致知”的传文。蕺山在其改本的第二章下按曰：

承上文而言，知至、物格之义焕然矣。夫古本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本成文理；而朱本必更之曰“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果孰为当乎？故曰格致不必补传也。

按：象蕺山这样，认为格物致知传并未亡佚，只是文句有错简，并将古本中的某些相关文句归并在一起，以当格物致知传传文的儒者不在少数。如宋代的王柏、车若水，明代的蔡清、高攀龙等都有过类似的主张。3

（二） “格物致知”的文本解释

蕺山认为《大学》的主旨是“知止”、“知本”。他说：

《大学》之要，止至善而已矣。继云“知止”何也？学以“止”为究竟法，必以“知止”为入门法。知止而定、静、安、虑相因生焉，所以得止也。得其所止之谓德（本文按：“德”疑“得”之讹），定、静、定（本文按：“定”显系“安”之误）、虑者，止善之消息也。似有渐次，实无渐次也。故一“知止”而学问之能事毕矣。4

又说：

物无不格，则知无不至。然其要只在知本，一“知本”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又多乎哉！5

可见，蕺山是把“知止”、“知本”看成《大学》的中心了。“止”作为名词，依朱熹的解释，其义为“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6。“本”是根本所在之义，与“止”同义，故蕺山曾说：“知止者，知本者也。”7

在把《大学》的主旨归为“知止”、“知本”后，蕺山进而对格物致知作了解释。他说：

致知者，致吾“知止”之知也。8
致知在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知本则知止，知止则知至矣。9

在蕺山看来，“致知”之“知”，与“知止”、“知本”中的“知”，是同一个“知”。“格物”之“物”就是“物有本末”之物。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致知”之“知”，与“知所先后”之“知”，也是用一性质的“知”。他说：

“致知在格物”，即格其“物有本末”之物也。物格则知本知末，且知始知终，知所止矣。10
“致知在格物”，则“物”必是“物有本末”之物，“知”必是“知所先后”之知。石本于两节互易先后，尤见分晓。11乃后儒解者，在朱子则以“物”为泛言事物之理，竟失“知本”之旨。在王门，则以“知”为直指德性之旨，转驾“明德”之上，岂《大学》训“物”有二物、“知”有二知耶？12

据此，则“格物”是格究“天下”、“国”、“家”、“身”等“物有本末”之物而知其本末、先后关系。知道了何者当先、何者当后，何者是本、何者是末，也自然知道何者是“止”、何者是“本”了。“致知”便是知道这些内容。得知这些内容便是“知至”。在朱熹那里，“格物”是在事事物物上穷理，也即所格之“物”指事事物物。这其实是把“格物”之“物”与“物有本末”之“物”分别看待了。在阳明那里，“致知”之“知”指具有本体意义的良知。这实际上是把“致知”之“知”与“知止”、“知所先后”中的“知”分别看待了。蕺山认为，他们的解释不合《大学》的本义。

蕺山这种格“物有本末”之“物”的格物说，致“知止”、“知本”以及“知所先后” 之“知”的致知说，究其实仅有形式意义，并不能落在实际工夫层面上。是抽象的、无实质内容的。因为，“知止”之“止”、“知本”之“本”以及“知所先后”之“先后”都是内容不确定的虚位词，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范畴，如代数学中的X、Y一样，其所指之实是待定的。由于这种格物致知说仅是形式上的，因而可以套用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如，蕺山哲学以“意”为本，格物就是了知“意”是当止之地，根本所在；知道“诚意”是先，“正心”、“修身”等是后。用同样的格物致知说，王艮可以格知“身”是本，是当止之地；“修身”、“安身”是先，其他是后。王阳明若用此说，格物的结果是知道“知（良知）”是本，是当止之地等等。甚至此种格物致知说也可以套用在朱熹的体系中。朱熹哲学以天理为本，则“致知”即是知道天理为当止之地，穷理当先，诚意、正心为后等13。可见，蕺山的这种格物致知说只是一个框架，并不能与其哲学内在地、必然地联系起来。

退一步说，纵使“知止”之“止”、“知本”之“本”以及“知所先后”的“先后”的内容确定了，但由于所格之“物”既非根本之物，也非事事物物，而是特指的“天下”、“国”、“家”以至“意”等六项；“致知”只是知道当止之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