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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30年：浙江人，创业创新的杰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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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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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匮乏的小省，何以能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钱塘江两岸，为何能书写浙江奇迹？30年来，许许多多前来参观学习的人都会在心中打上这样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最后，他们都会把眼光对准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浙江人，因为是他们创造了浙江奇迹。
一切的发展，无不依赖于人的发展；一切的奇迹，无不归结于人的奇迹。在浙江，一个个叱咤商海的财富英雄，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创业百姓，一个个挥洒人生的行业精英，成了推动浙江跨越发展的真正主人。
今天，当我们走近这一个个生活在身边的“自己人”，便愈能体会到伟人名言的真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他们有一种创新精神——
弄潮逐浪、永不停歇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素来低调、默默无闻的浙江人，仿佛是在不经意间四海扬名。
如果让时光倒流30年、20年甚至10年，谁能想到，冯根生、鲁冠球、李书福、马云、丁磊等人，他们能创造如此多的商界奇迹，成为当前中国第一商人群体——浙商的代表。
探索他们崛起的奥秘，人们发现，这些浙江人似乎总是能把握住这个时代最激荡的脉搏，做时代的“弄潮人”。敢为人先、敢于创新，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今年74岁的冯根生，已经在中药行业干了60年，做了36年的厂长，成了国企不老的“常青树”。有人开玩笑问，这是不是青春宝的神力？冯根生认真地说：“人要葆青春，关键要有一种精神；企业要葆青春，就要不断改革和创新。”
作为中国国企改革的风云人物，冯根生始终站在改革大潮的风口浪尖上。80年代初，他率先在国企中试行干部聘任制、员工劳动合同制，成为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厂长。90年代初，他主动穿起“洋装”，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1997年，已经是63岁的他率先在国企中尝试经营者持大股，倾己30万元积蓄，贷款270万元，带头认购300万元股份。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让这个昔日的制药小作坊，成为了今天的现代化中药大企业，年销售收入达20亿元。
鲁冠球，一个在中国企业界响亮了30多年的名字。这位洗脚上田的打铁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农民传奇般的成长故事：1983年3月，他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萧山万向节厂，率先在乡镇企业中实行承包制。之后，这位农民企业家屡有惊人之举：率先在美国设立海外公司；在乡镇企业中率先上市；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L，开创了中国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
“思路决定出路。思想先行一步，行动就能早到一步。”当别人问及“长寿”秘诀时，鲁冠球这样说道。
“中国私企造车第一人”李书福，同样对此深有同感。1997年，这位台州农民要造汽车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李书福疯了！”许多人惊呼。更多的人则不信，一个开照相馆、卖电冰箱的，也能造汽车？就连李书福的父母亲友也劝他，好不容易赚了点钱，好好过日子，后半辈子也不用愁了，把这个钱都投到造车上去那是在“赌命”。
“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李书福说。他看到的是更远的未来：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会拥有自己的小汽车。而现有的进口、合资汽车都太贵，“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一定大有市场。
敢为天下先，认准了就不放弃，李书福创造了中国汽车业的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吉利集团成为中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扛起了民族汽车工业大旗；2005年、2006年，先后参加了世界上最大的车展之一法兰克福车展和底特律车展，这是中国自主品牌轿车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两项车展。
事实上，向来市场嗅觉敏锐的浙江人，不但在传统行业上先人一步，在新经济中也同样如此。
1995年，当了6年半英语老师的马云，在杭州租了间房，凑了两万元，加上妻子一共三人，开了家电脑公司，名字叫做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这一年，马云31岁，不懂电脑。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在杭州街头的大排档里经常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叫马云的人，看他挥舞着一双大手，推销自己的“伟大”计划：“我们要做一家中国人创办的全世界最好的公司”，“电子商务最终将改变全球几千万商人的生意方式，从而改变全球几十亿人的生活！”
那时候，很多人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他们称马云为“骗子”。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马云居然能一而再地上演神话般的奇迹：阿里巴巴网站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在国内企业家中第一次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推出亚洲最大的个人网上交易平台淘宝网；收购全球著名网站雅虎在中国的全部资产，并引进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一笔融资10亿美元。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市值一度高达近2000亿元人民币。
“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次考察了浙江企业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种企业家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先人一步”、“高人一招”的全面创新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让网易丁磊、盛大网络陈天桥、分众传媒江南春、网盛科技孙德良等人，和马云一样不断演绎着自己的新经济传奇；正是这种精神，让一代代浙商精英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推动着浙江经济昂首前行。
钱塘大潮，自古闻名。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就在这举世闻名的钱塘江大潮中，弄潮逐浪，永不停歇。
他们有一种创业勇气——
乐于吃苦、勤于探索
改革伊始，当人们还在为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浙江人就已经前店后厂地干起来了，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最早探索。
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章华妹、创办中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陈华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始作俑者”冯爱倩……今天，也许很多人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但就是这一个个普通通通的创业者，见证并造就着浙江的经济奇迹，成了浙江人全民创业的时代缩影。
时光退回到1979年。这一年，迫于生计，只有19岁的温州人章华妹在父亲的授意下，用家里临街的一个小房间偷偷开起了杂货店。
在当时，这是个可以被列入投机倒把的行为，轻则严词指责，重则没收货品。听说她在做生意，她的朋友、同学都觉得很害臊，羞于跟她来往。“甚至走在路上，都会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喏，她们家是摆摊儿的，没出息！’”
转机很快就来了。“去领一张个体营业执照，今后做生意就合法了。”刚刚成立的温州市鼓楼工商所贴出了“安民告示”。1979年底，章华妹和家人商量之后递交了自己的申请表格：“领一个来，也许以后我们做生意可以不用逃了呢！”
一年之后，章华妹领到了编号为“10101号”的营业执照。过了几年，有人开始叫她“老板娘”。再过了很多年，这张营业执照，被证明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份受批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如今，几番起落之后，这位“个体户第一人”开起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服装辅料公司，生意红火的她还在市区买了套190平方米的房子，车子也换成了奥迪A4。
章华妹的创业历程，是浙江乃至我国个体私营经济成长的一个缩影。而义乌农妇冯爱倩的故事，则和一座城市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1978年，在浙江中部的贫困农业小县义乌，一些“鸡毛换糖”的货郎自发聚集形成了集市。有5个子女的义乌农妇冯爱倩看到别人偷偷摸摸地做小生意赚了钱，便也开始在县城一个自发的“马路市场”摆起了地摊。
东躲西藏的行商生活让人万般无奈。1982年5月的一天，在众多小贩的推举下，42岁的冯爱倩鼓起勇气，闯进了义乌县委大院。多年的辛酸委屈，让这位有名的“小辣椒”走进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就哭了出来：“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啥也不让？”
一个小贩和县委书记的长谈很快在全县引起了大讨论。3个月之后，义乌县委、县政府毅然作出一个大胆决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再过了一个月，简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诞生了，义乌小商品王国也由此催生。
同样是这一年，37岁的台州农民陈华根与村民王华森等4人一起，合股创办了温岭县牧屿牧南工艺品厂，这是全国第一家有据可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做生意再也不用到大队里开介绍信开发票领合同书了，要由自己说了算。”陈华根说。
今天，陈华根的企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亿元资产的大型鞋业集团。
今天，“冯爱倩”们担出的乡间集市，已经连续第17次蝉联全国批发市场榜首，“义乌小商品指数”更是成了国际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
今天，“陈华根”们探索的股份合作制，和“章华妹”们探索的个体私营经济一起，都早已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力军。
今天，改革的春风，让全民创业的种子在浙江长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44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100多万人到海外投资，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今天，许多人都不由感叹，作为一个浙江人是自豪的，不仅因为数千年江南文化的积淀，不仅因为千亿万亿的财富积累，更因为每一个浙江人总是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而又总是能不断地超越自己的梦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人自古就有全民创业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和“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务实的性格；先天不足的资源条件和人口密集的生存压力，激发了浙江人的自强意识和拼搏精神；对外交流的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的熏陶，增强了浙江人的创新意识和开放心态；“百工之乡”的历史渊源和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培育了浙江人的专业技能和聪明才智。
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弘扬，成了浙江人全民创业、脱贫致富，“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的精神支撑，成了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
有梦想，就会有奇迹。
他们有一种社会责任——
甘于奉献、敢于担当
什么是浙江精神，浙江精神在哪里？今天，当温饱不再是人们最大的担忧和牵挂，当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不断激荡着我们的灵魂，越来越多的浙江人这样问自己。
慢慢地，人们发现，浙江精神归根到底就是人的精神，浙江精神就植根于每一个浙江人的心中。百姓创家业，需要浙江精神；能人创企业，需要浙江精神；干部创事业，同样需要浙江精神。
为了村民的共同富裕事业，在浙江，有一位老农民一直在身体力行着。他的名字叫傅企平。
“一家富了不算富，共同富了才算富”、“小富不能骄，共同富裕才是大目标。”傅企平说。从村生产队长、副大队长、副书记，带领村民创办菌种厂、服装厂、花木公司，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斗着，经历雨打风吹依然毫不动摇。
终于，昔日贫穷的滕头村富了起来。30年前，奉化滕头村“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30年后，这个人口不足八百的小山村，成了“全球生态500佳村”、“世界十佳和谐乡村”、中国十大名村，2007年社会总产值超过30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高达2万元。
滕头村民富起来了，许多村民搬进了300多平方米的别墅里，然而傅企平却依然住在自己20多年前盖的老屋里。面对别人的不解和惋惜，他总是这样回答：“只要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30年风起云涌，砥砺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同样也砥砺出浙江人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
时间退回到1978年。这一年，44岁的江山人毛江森刚刚调回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工作。面对我省和我国部分地区的甲肝大流行，毛江森立下誓言：“一定要消灭甲肝病毒！”
于是，毛江森进村入户，对甲肝患者挨家挨户调查。每天早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发到杭州、绍兴等地的郊区农民家里和医院去收集黄疸肝炎患者的粪便，一小包一小包地装入塑料袋，带回实验室研究，从中大海捞针似地分离出甲肝病毒。
当亲朋好友担心他天天和急性传染病打交道随时可能感染病毒时，他说道：“这是科学家的责任。”正是凭着这份责任，毛江森率领科研小组，终于率先在中国成功地开发出了甲肝疫苗，有效控制了我国的甲肝疫情。
商人言利。然而，在今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浙商眼中的“利”，是“利国利民”的“利”。此时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责商”。
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安吉的浙江阿祥集团老总潘阿祥心急如焚。14日，刚刚从今年初特大冰雪灾害重创中恢复生机的阿祥集团，把千方百计挤出来的300万元捐款汇到湖州市慈善总会账户上，捐赠的2万件T恤当天上午在杭州装上开往灾区的列车。“灾区人民的痛苦和艰难，我能感受到！”潘阿祥动情地说。
一份份爱心在第一时间送出，一份份感动在第一时间传递：鲁冠球不但捐出了1000万元，还特别在受灾严重的地区帮助4000名孤儿、残疾儿童、特困生及孤寡老人，相当于每年为受灾群众再支出1000万元；马云立即拨出2500万元作为灾后重建专项资金，亲自担任“阿里重建工作小组”组长；吉利集团则启动了“未来人才基金”和“李书福资助教育基金”，帮助灾区失学的青少年；甚至还有许多浙商抛下手头的生意，赶赴一线，当起了救灾先锋。
30年改革开放，30年风雨兼程，浙江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冲破了种种思想束缚，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人间奇迹。今天，浙江人民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全民创业推动全面创新，向着全面小康社会阔步前进。
（记者肖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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