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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让浙江拥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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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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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即将过去的2008年，回溯已经远去的1978年，你会感受到一种力量。
这是一种改变历史的力量，这是一种制造辉煌的力量，这是一种春暖花开的力量。
无论是遍布全球市场的“浙江制造”，还是行走于天涯海角的浙商，都因为这种力量而孕育，都因为这种力量而壮大。
这种力量，让浙江在过去三十年中精彩纷呈：
浙江从一个没有一分钱自营出口的沿海省份，成为跻身于全国千亿美元出口“俱乐部”的四省市之一，“浙江外贸现象”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浙江资本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流动，浙江经济多了一个孪生兄弟——“浙江人经济”；
浙江的制度主动对接国际规则，浙江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国际化。
这种力量叫做“开放”。
从没有一分钱自营出口的沿海省份，到跻身于全国千亿美元出口“俱乐部”的四省市——
浙江外贸好戏连台
在很多浙江经济观察家的心目中，2000年是特别的一年。
这一年，浙江外贸规模居全国第四；增幅高出全国20个百分点，居沿海主要省市之首；一般贸易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强；贸易顺差位居全国第一。
“在新世纪第一年，浙江外贸交出了一份承前启后的完美答卷。‘浙江外贸现象’一举闻名全国。”作为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学者，顾国达对2000年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斗转星移。7年之后，顾国达所言的“浙江外贸现象”仍在继续。2007年，浙江进出口总额达到1768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翻了两番多；出口接近1300亿美元，成为全国1000亿美元出口“俱乐部”四成员之一。
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扩张的故事。
回到30年前。那时，有着全国最长海岸线的浙江，还是一个没有自营出口口岸的沿海省份，自营出口额几乎为零。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国家外贸部下属的各专业外贸公司都会按照严格的计划安排，从浙江采购茶叶、绸缎、大米等，并经由上海等口岸出口。
一切看似不可打破的坚冰，在1978年12月之后，开始消融了。浙江人尽情地汲取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新鲜思想，改革开放的春雷在浙江大地激荡回响。全面指令性计划和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从此开始改革，浙江由此步入了开放的时代。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几个历史的片段，感受到这个新时代带来的新鲜气息：
1979年6月，国务院批准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同年，浙江开始有少量商品自营远洋出口；
1980年起，浙江全面自营出口，当年出口额约2.3亿美元。两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上升至5.57亿美元，基本实现了从供货省到口岸省的转变；
1985年，浙江已经设立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26家；
此后，浙江的外贸体制性障碍一个个成为历史的记忆，浙江开放的脚步也一年比一年更快。
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浙江率先在全国外经贸系统进行股份制试点。199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每个县外贸公司都有进出口经营权，即“县县有外贸”。同年，“中大股份”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成为当时外经贸部推荐的全国第一家外贸公开发行上市公司。
“那是一个充满改革热情的年代，不仅是外贸领域，一切看似不可能的刹那间变为现实。”作为原“中大集团”高管，胡承江每次回忆起这段历史，都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抑的激动。
体制创新让越来越多的浙江人做起了外贸生意，也为浙江“块状经济”的制造成果走向世界搭建了更多的通道。1997年，浙江外贸出口突破100亿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全国外贸普遍出现负增长，浙江出口接近200亿美元。1999年，浙江实施“四个多元化”战略，创造出全国瞩目的“浙江外贸现象”。
外贸的发展，还让浙江加速形成了外贸、外资、外经并举的对外开放格局：
因为“浙江制造”在全球市场份额提高，“走出去”在海外成立贸易机构甚至投资实业的浙江人也在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浙江已核准在境外投资的机构达3039家，累计投资总额20.94亿美元，境外机构数居全国第一，分布在127个国家和地区。
因为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一批批国际资本纷至沓来。截至今年9月份，浙江累计批准4.3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近250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80家落户浙江。
然而，外贸之于浙江发展的意义，还远不止于这些精彩。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处于一种封闭半封闭、缓慢的发展状态的话，那么，外贸的起步，则标志浙江经济从此有了外需动力，并由此带来了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化。”省外经贸厅有关人士如是说。
的确如此。纵览浙江经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实证的研究表明，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外贸对浙江经济的贡献一直在上升。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出口的年均增速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出18个百分点，远远高于投资与消费。
加强区域经济协作，不断扩大对内开放，让浙江在新平台上实现更大的发展——
“浙江人经济”花开遍地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广的是胸怀。
1995年，年仅25岁的台州小伙冯济堂，偶然了解到黑龙江有个叫做绥芬河的边境口岸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立即揣上一本黑龙江地图，带上一批浙江产服装，兴冲冲赶去。
10多年后，昔日的小伙子年近不惑。已经是绥芬河市浙江商会副会长的冯济堂，生意经从“什么赚钱卖什么”转变为打响自主品牌、主攻精品路线，他在临海和牡丹江生产的服装也从俄罗斯市场“扩张”到了中亚及独联体其他市场。
2004年，在冯济堂“闯关东”的第十年，省委、省政府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
如今，一个“走出去”与“引进来”紧密结合、“立足浙江”与“跳出浙江”有机统一的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浙江人经济”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遍地开花。
历史从过去走来。今天，当我们审视三十年的发展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第一步，其实在浙江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迈出。
从中俄边境的绥芬河到中印边境的红旗拉甫口岸，从武汉“汉正街”到北京“秀水街”，浙江人的身影、浙江人的乡音处处可见可闻，“冯济堂”的故事在国内不同地方和不同国家反复上演着。行走全国各地的浙江人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精彩，以至于不少研究者总结出一条规律：有市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有浙江人的市场就会繁荣。
走出去，不仅是做贸易搞活市场。三十年来，从西部大开发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从中部崛起到长三角一体化，在中国大步前进吹响的每一次号角中，人们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浙江的行动。
1999年，国家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同一年，宁海人叶浓娟创办新疆德海塑业发展有限公司。借助老家宁海发达的塑料产业和模具产业，现在公司已是新疆最大的塑料瓶生产商；今年1月18日，宁波企业又在新疆创下新纪录，发起成立新疆首家村镇银行——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浙江还专门成立了参与西部开发工作的相应组织，把参与西部大开发纳入“十五”、“十一五”规划……
2004年中央启动“振兴东北”战略，共和国最早的工业基地再次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而在此之前，浙江人“闯关东”的足迹已经遍布白山黑水。1994年以来，浙黑两省间高层互访达10次，先后签署了有关经济技术合作、粮食购销深层次合作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从第十五届“哈洽会”开始，浙江还成为这个东北第一展会的主办单位；万向、娃哈哈、新湖等一大批知名浙江企业，也已经把浙江与东北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迈上更高平台的新动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浙江角色”。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在多年来积极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实践基础上，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要求全省各地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此后，又将此列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
长三角一体化开始加速。从2002年开始，一种“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产业互补”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长三角一体化新格局开始形成。
杭州湾跨海大桥打通了因“天堑”而阻隔的长三角南北两翼；
长三角第一个区域性标准《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设置规范》今年起正式实施；
长三角港口合作也在两省一市“联席会议”框架下推进合作机制建设；
浙江各地充分利用上海在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扩散效应，推动本地产业的升级。
……
长三角一体化中的“浙江角色”正变得更积极、更出彩。
而今，仍然没有人能精确地统计出，全国现在有多少浙江民间资本，有多少个“浙商”，有多少个浙江项目。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人们看到，一条条商业步行街、一座座工厂，一个个产业，一次次资源的优化配置，正在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全国各地不断演绎。这些都是浙江参与国内区域经济合作的精彩记录。
资本是流动的财富，资本在流动中创造新财富。走出去的浙江人、浙江民资，也不断在更高层次上反哺“浙江经济”，推动着浙江的产业调整和提升。
1998年，如日中天的“杉杉”把总部搬到了上海，2002年，带着增值的资本和新技术，“杉杉”又回到浙江建立了“杉杉科技园”，成为浙江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新生力量。
就是这样，在一次次区域合作中，浙江资本创造了财富的传奇，“浙商”成为响彻全国的“金字招牌”，“浙江人经济”华丽登场。而她的规模人们已经不再陌生：超过一万亿元，媲美“浙江经济”。
政府审批事项少了，城里的外资银行多了，从最深刻的制度变迁到最直观的生活变化——
原来，世界如此之近
7年前的11月11日，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当中国代表团团长签署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时，中国终于叩开了WTO的大门。
2004年，省委、省政府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要求实现从“外贸大省”到“开放大省”的跨越。
两个历史节点传达的是同样的信号：浙江的对内对外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变化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今天，连普普通通的浙江百姓，也感受到了这个新阶段的轮廓与未来。
从吃穿住行到读书学习，浙江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生活节奏和质量越来越国际化。入世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空前丰富的商品和服务，让浙江人逐步融入了世界消费的潮流。
细心的人不会忘记，这些年来，浙江人的“洋文化”消费日益升温。大卫·科波菲尔前脚刚走，拉斯维加斯的动物魔术团“白老虎兄弟”接踵而至；柏林交响乐团的交响乐刚刚谢幕，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音乐之声》又轻轻响起。
物质消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沃尔玛”、“家乐福”、“欧尚”、“麦德龙”等国际零售“大鳄”游进浙江，不少浙江人习惯了“装修到百安居，购物到欧尚”的生活；境外游目的地的增加、香港律师行的进驻、外资银行的业务拓展都让浙江人享受到了更多的国际化服务。
改变的不仅是吃穿住行。物质的变化只是表层，开放三十年，浙江在制度上与国际规则的对接，已经带来而且仍将继续产生深远变化。
开放促进改革。在世贸组织的23个协议中，只有两款涉及企业，其余均与政府有关。为适应加入WTO后新的对外开放形势，为适应国际贸易的新规则，入世以来，浙江进一步加快了向服务型有限政府的转变。
第一步是从“越位”到“正位”，改革计划经济下以审批为主的管理方式。2002年至2005年，3年间，浙江减少审批、审核、核准事项2600多项。同时，浙江还先后清理与WTO规则相悖的地方性政策法规、红头文件上百项，并修改、制定了一批新的地方性政策法规。一系列改革带来了喜人景象：政府管得少了却开始管得牢了，投资者跑得少了办事却更顺了。
缺位的地方进行补位。2001年，省政府出台《浙江省加入世贸组织行动计划》。这些年来，在政府体系中，出现了产业损害调查局、公平贸易局等新部门，承担起服务浙江产业安全、建立预警机制等职能。
发生在浙江企业家身上的变化同样意义深刻：
2005年，在与欧盟的“较量”中，长兴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中国企业前所未有的逆转：不仅得到了初裁中没有给予的市场经济地位，倾销税率也从初裁的３５．９％降到了７．６％；
2006年，由“华峰氨纶”等提起的反倾销诉讼以商务部对自美国、日本等地的进口氨纶征收反倾销关税而告终。
一个在国外被动应诉但最终实现“惊天逆转”，一个是在国内发起诉讼、成功维护了行业权益。两个不同事件，浙江企业展现给人们同样的自信与成熟。从最初面对国际贸易壁垒的不知所措、愤愤不平，到主动应对、从容应诉，浙江企业家在“破壁”中具备了自觉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主动适应国际规则的意识和能力。
从引资到选资。在逐渐拉长了外资“短腿”后，开放的浙江对于外资的认识也在变。
现在，判断一个项目的引进与否，起决定因素的已经不再是投资规模，技术含量、亩产值、环境保护成为更看重的考量因素。在浙江，因为环保等“红线”对外资“说不”已经不再是新闻了。浙江民资与外资“携手”的引资方式，也已经不再是“凤毛麟角”。孰为国际资本，孰为浙江资本，在浙江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的今天，这个命题正渐渐失去其曾经的意义。
还有一个变化，也让人们对未来浙江开放型经济充满了憧憬。越来越多的浙江产业资本开始走出国门。今年上半年，浙江境外产业投资中，仅纺织类项目就有43个，投资额1.2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倍。集群式“走出去”也为浙江产业资本探索出了一条可行路径。目前，浙江在俄罗斯、墨西哥、越南、泰国建立起四个境外工业园区。
竞争未有穷期。新的开放时代，需要新的勇气、新的智慧、新的气魄。我们看到，浙江正在展现出更自信的开放姿态，迈出更稳健的开放步伐。
浙江的辉煌仍将继续。 （记者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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