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

张立文：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当时中国文化面临着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解构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帮”文化，二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这在当时有很大的争论。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国际社会从冷战向后冷战转变，中国文化如何来适应这种转变。我们在90年代提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吸收外来文化，二是如何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我们也不搞中国文化中心论。90年代是文化冷静消化的阶段，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怎么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整合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这种中国特色的文化也就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文化。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中国文化主要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在硬实力走向世界的时候，软实力并没有跟上去，所以引起西方很多误解，制造了多种“中国威胁论”。所以我们在硬实力走向世界的时候，软实力也必须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必须走向世界。只有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中国现实的所作所为，理解中国现实政策思想。我们自觉提出中国文化要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自觉。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来“和谐世界”、“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这样一些思想，来宣传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和平、发展、合作”，表现出中国文化“和”的内涵。

记者：中国文化模式有哪些特色呢？

张立文：中国文化模式是一个综合、整体、系统地发展过程。我把它的特色归结为五点。

一是开放包容。中国文化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中国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能包容整合各种文化，而不是保守、封闭、落后、僵死的文化。正因为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性，它并不是以自己的文化去排斥外来文化，中国文化才有巨大的凝聚力、生命力。

二是多元一体。中国的语言是多样的，但是文字是统一的；中国虽然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但是国家是统一的。从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来说，我们虽然有一个主体文化，但是主体与客体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中国文化中有“主辅相成”、“多元一体”、“体用一源”等理念的指导，所以中国文化尽管是多元的，但是并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会发生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的情况，一种宗教文化消灭另一种宗教文化的现象。

三是独立自主。文化独立是民族独立的根本，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独立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就不能自立于世界。过去殖民主义者到殖民地，必然会以同化或消灭殖民地本土文化方式，来实行殖民统治。现在我们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应该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自主性，我们可以和其他文化互相交流、学习借鉴，但是不能鹦鹉学舌，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化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文化的模式为模式，以西方文化的规范为规范，而把我们五千年来沿袭下来的文化模式、理念都抛掉。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魂和民族精神，认识到自己文化的长处、特点、本质，就是所谓的“知己知彼”，知己才能更好的知彼。己都不知，如何知彼。毛泽东曾经批判过“言必称希腊”的错误思想，现在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就是要建设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文化。

四是融合创新。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网络普及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情况之下，文化的发展必须有全球意识。过去我们是地域性地思考问题，现在思考文化问题应该带有人类意识和全球观念。所以中国文化模式应该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因此，创新的人类语境已经和过去不同了，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在如何化解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冲突和危机上，及由此冲突带来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信仰、价值危机。中国文化应该对这些问题做全球性的思考。只有创新，文化才获得新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五是和谐和合。在建设和谐世界的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各种文化是有冲突的，需要通过互相交流对话来加深了解，只有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吸收其长处。“以他平他谓之和”，“和”也包括冲突矛盾，冲突可以互相成就，这就是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我们的文化与对方的文化是平等的，要承认他者的存在，尊重他文化，文化之间要互相尊重，主张国不分大小、贫富平等相处，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自由选择经济发展的模式。在国际社会中“和而不同”地相处，主张通过对话、谈判方式化解争端。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和谐，达到和合。我们这种和谐和合的文化模式，一直在为中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目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