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四区（沪东）丝织工会成立，中共地下党员何振扬当选为工会理事长，其他领导人大多数也是地下党员，还有部分会员是救国会成员，它是各区工会中最有力量的一个。1937年1月，三区（沪西）丝织 工会成立，以后一区（南市）和七区（虹口）等也相继成立，为丝织工人的合法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11月日商纱厂大罢工结束后不久，紧接着丝织业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这场斗争，首先在沪东的美丰、恒丰和锦声等绸厂掀起。1937年2月下旬，美丰厂工人向资本家提出取消包机制、增加工资三成等要求，但资本家非但不答应，反以关厂停业来威胁工人。同时罢工的还有恒丰绸厂和锦声绸厂。斗争的延续，严重影响了工人的生活，引起四区丝织工会的关注，立即发动沪东各绸厂支援，华通、振亚等绸厂打响了支援的第一炮。3月8日，美丰等厂推派代表向国民党党政机关联合请愿，后经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和市总工会派人调解，美丰厂资本家才答应增加工资一成。美丰厂工人于3月10目光复工，而恒丰等厂的罢工仍在继续，并且蔓延至全市各区。3月12日，美亚十厂罢工，美亚二厂立即向应。13日，沪东的锦云、惠霞、正丰等绸厂和沪西的许多特色绸厂都紧紧跟上。

　　至匕日，全市已有98家绸厂的工人向资本家提出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要求。上海丝织工人的斗争似滚滚江潮，对资本家形成很大的压力。丝织业同业公会为对付工人罢工，于3月匕日召开紧急会议，拒绝工人提出的一切条件，并以关厂停业来威胁。同业公会的绝情行为激怒了绸厂工人。第二天，又有13家绸厂的工人加人罢工队伍。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丝织工人斗争的新闻和评论，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在团结抗日应适当改善劳苦大众生活的信念下，对丝织工人的合理要求及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援。3月间日，全市绸厂工人代表举行会议，除将各厂提出的条件归纳为统一的条件外，还决定成立上海丝织工人改善待遇委员会（简称“改委会”），选出15名委员，准备与各有关方面交涉和谈判;同时决定在交涉谈判期间暂行复工。

　　各绸厂工人为顾全大局，于18、19日起陆续复工。3月下旬，市社会局召集劳资双方谈判。沪东区的工人代表是四区丝织工会的何振扬、邹伯宗和美丰厂的邢花庆、恒丰厂的蔡长寿等。但是由于同业公会主席蔡声白（美亚公司总经理）坚持不加工资，谈判破裂。3月对日，“改委会”召开全市丝织工人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总罢工。3月28日，上海丝织业4万多名工人总罢工开始，不到半天功夫，大多数绸厂已听不到机器声了，这声势也是上海丝织业前所未有的。各绸厂资本家极为恐慌，匆匆忙忙地成立工潮应付委员会，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与“改委会”相对垒。3月里日，社会局为维护“威信”，颁发了“训令”，以行政裁决的办法解决丝织业的罢工斗争。

　　裁定的内容为“增加工资一成”等折衷的七条，并令工人应即复工，资方也应自复工之日起履行条件义务。“改委会”先是反对裁决，拒绝复工;后于4月2日再次召开扩大的代表会议，为顾全大局，体察民族资本家之困难，决定于第二天复工。但资方同业公会却采取拖延手法，妄图将工人斗争拖到弹尽粮绝之境。4月10日，同业公会以不堪负担为由，拒绝执行“训令”，反而要求市政府对工人罢工予以最严厉的制裁，妄图用高压手段迫使丝织工人屈月反。5月14日，国民党当局在沪东借口锦新绸厂工人把向资本家通风报信的张祥林捉到四区丝织工会拍照示众，以侵害人身自由。破坏社会治安为由，勾结租界巡捕房大抓工会干部和代表，四区丝织工会的文件物品也被抄去或捣毁。

　　事发后，“绸委”派何振声回四区丝织工会，要求尽快恢复工会工作，争取早日结束罢工。何振声先在工人内部统一思想，然后推派代表到社会局交涉，要他们送回被抄文件，赔偿损失，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工人。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社会局被迫答应到租界巡捕房去交涉，发还被搜抄去的四区丝织工会的文件，调查惩办查封四区丝织工会的祸首，并赔偿损失。在取得胜利的那天，沪东万余名丝织工人在社会局门外场地上召开大会，决定四区丝织工会照常办公，由各厂工会与资本家直接谈判复工事宜。但是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镇压的措施，又逮捕了一些工人，勒令几个区工会停止活动。罢工斗争反反复复，先后历时4个月。

　　6月25日，各区丝织工人代表再次请愿。这时，资本家由于罢工时间长，工厂损失太大，勉强答应增加工资一成等主要条件。工人们也由于罢工时间太长，生活发生困难，故在资方答应一部分条件后，于6月26日起陆续复工。至28日，各厂基本上都已复工。全市丝织业大罢工最后以取得部分胜利宣告结束。这次罢工，虽只取得了部分胜利，但使工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

　　在这次罢工斗争中，也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发展和积蓄力量准备了条件。1937年上半年，与丝织业工人罢工同样长达4个月的，还有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1937年初，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给职员和机务部工人都加了工资，但不给车务部工人加工资。这种有意分化工人的做法引起了工人的不满。车务部工会代表杨兆余等于2月8日向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提出增加工资等10项要求，公司除同意年赏于农历十二月二十前发给外，对其余条件一概拒绝。工会便于2月9日清晨发动车务部2000多名工人罢工，沪东、沪西车栈的电车全部停驶。下午，车务部工会派代表向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总工会等处请愿。

　　后经调处，议定4项先决条件：（1）工会提出的条件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后，由劳资双方于2月15回直接谈判，如不能解决，再由党政机关调处;（2）公司不能开除罢11人;（3）罢工期间工资发一半;（4）工人于2月10日晨先复工。杨兆余等代表回来传达请愿情况后，罢工工人同意接受调处。2月15日上午，工人代表杨兆余、杨伯卿等6人去公司同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总经理谈判，未获结果。16、17日再次谈判，仍不能解决。“英电”工会只能再去请愿，同时布置第二次罢工有关事宜。19日，由上海市总工会来学范会同社会局等一起召集劳资双方调解。经过一番争议，达成5项协议：（l）全体驾驶员、售票员都加薪1.5元，月薪20元者加 2元，月薪32元者加 3元;（2）售票员每月工作满忧天者，升 4天工资;（3）年赏在节前 7天发给；（ 4）合乎年满55岁、服务满15年等规定者，退职金按工作年限满一年发一个月的标准发给，余类推;（5）公司早晚开定班车2辆，接送工人上下班，定班车分别从沪东汇山车钱和沪西静安寺车栈开出。上述协议从3月1日起正式实行。对5项协议车务部工人表示满意，于2月20日起复工。车务部问题解决后，“英电”又在机务部挑起事端。2月对日，静安寺车栈修理工张顺宝和张亦庆被无理开除，机务部工人愤而怠工，要求公司说清开除理由。公司原应诺在3月3回答复，但到期仍无明确表示。静安寺机务部工人即于3月3日当天罢工抗议，并向沪东惠民路机务部工人和汇山车栈发出求援呼吁。4日，汇山车战及惠民路机务部工人积极响应，罢工人数扩大到500人。“某电”急向巡捕房求助，巡捕房出动警车数辆及中西探捕100多人，分别到两个车栈和惠民路机务部戒备。罢工工人向公司提出条件，公司拒不接受，反而雇用白俄人进车战机务部工作。于是车务部工人用停驶电车的实际行动支援机务部工人。3月6日，国民党市党部与社会局出面干涉，联名发出布告，严令工人迅速复工，所提条件静候党政机关审核后再办。“英电”资本家得寸进尺，对工人提出的条件中有关退职金一项，反而推翻以前协议，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服务满匕年改为满20年，每年发1个月的退职金却改为半个月。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近1个月。

　　4月3日，“英电”工会将工人的要求归纳为5条：（l）职工服务15年后向公司告退时，退职金按一年发一个月工资数，多则类推;（2）职工生病，经医生证明者，工资照给;（3）驾驶员每月工作满D天者，升工从2工增加到4工;机务部工人星期日工资照给;（4）前段纠纷期间的工资全数照给;（5）驾驶员经医生证明不能开车者应分配适当工作，原有工资不得减低。“某电”资本家把社会局“不准罢工”的训令当作自己的筹码，有恃无恐地拖延答复工会提出的条件。公司总经理更推托说即将回英国休假，须待他回沪时再商议。工人对此极为不满。4月18日，车务部工人又起而罢工;随后，机务部工人也立即响应，英电”工人罢工人数达3000人。19日，工会代表杨兆余等5人又向党政机关请愿，得到的答复是“先复工，后谈判”，“英电”工人因受过骗，不愿复工。4月21日，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派人去“英电”劝工人先复工，通知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召开董事会讨论工人的要求。“英电”工会获悉后发出《通告》：“现在要求党政机关依法调处，决计促其实现，所提合理条件，在未解决前，静候答复，不达目的，誓不复工”；又发出《告各界人士书》，邀请各方面出场调解。

　　经过工人反复斗争和各方调处，除驾驶员每月升工改为增加1工外，“英电”基本同意工会提出的5项条件。6月22日和23日，“某电”机务部和车务部工人先后复工。这次“英电”工人的罢工争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在罢工中，车务部、机务部，沪东、沪西“英电”各部门工人相互支持的团结精神，显示了联合斗争的力量。日商纱厂、丝织业和“英电”工人的先后罢工，对沪东地区其他行业的工人也有很大影响。当时，世界书局印刷厂内国难教育社系统的一些中共党员在厂对门的民族小学内发起组织民族歌咏团，吸引附近工厂里很多进步青年在工余时间去学唱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歌曲。在教唱活动中，灌输抗日救国和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革命思想，使许多青工的阶级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时，世界书局印刷厂仿宋部工头陈宝庆，怕工人起来“闹事”，竟下令不准工人参加歌咏团活动，还以青工进厂时的“铺保”上写的“安分守己，遵守厂规”来恫吓。

　　青工们毫不畏惧，反驳说：“唱抗日歌曲，是爱国行动，也是我们工余时间的自由！”激起对这个工头的不满。与此同时，世界书局印刷厂其他车间工人正在筹备建立工会，仿宋部青年排字工吴以常、黄乃就应邀参加。在对外接触的活动中，他们’了解到本厂排字的工价低于同行业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排字中的“空铅”数又被工头陈宝庆从中克扣去了。

　　因此，他们在党员的帮助下，联合其他青年排字工酝酿着要求提高挑字工价和按书页满版计字数（即不扣空铅字数）的经济斗争。1937年6月的一天上午，仿宋部排字房工人陆续进入车间，工人一个个站在排字架旁却不开工。工人代表吴以常、黄乃姘带头走向工头陈宝庆的办公室，向他提出工人们的要求，其他代表也随后拥入，要求立即答复，得不到满意答复就不开工。排字工还争取装版工等的支持，采取一致行动;排字房工人的一致行动，也取得了其他车间工人的同情。中午，排字房工人有组织地分批外出吃饭，以防搞阴谋的人把车间门关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谈判继续到下午，陈宝庆仍然不答应。对峙到放工时，工人代表向陈宣布：“今天不解决，明天继续谈，什么时候答应，什么时候开工。一天没有生产，个人减少的计件损失要你负责赔偿。”第二天，陈宝庆要工人派正式代表一起去总经理室谈判。在群众的簇拥下，工人代表吴以常、黄乃就等5人昂首阔步地走进总经理办公室。

　　工人代表诉说了计件工资低于同行业的不合理情况以及工头克扣“空铅”的欺骗行为。总经理表示商量后由工头来答复。工人代表则提出：“如达不成协，下午将继续怠工。”中午放工时间尚未到，陈宝庆即来向工人宣布：“根据书局目前的经济情况，计件工资标准按现行办法加一成，排率按拼版书页总字数计算（即空铅数亦计工资，归劳动者所有），并在当月实行。”工人们表示接受，一场怠工斗争宣告胜利结束。这场斗争时间虽短，收获却不少，除经济利益外，工人们还受到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的教育。早在1936年春，中共中央就派冯雪峰来上海，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的情况，并设法与之取得联系，使上海保存下来的党组织和中央接上关系，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作准备。年底，在冯雪峰直接领导下，由王尧山、沙文汉、林枫组成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负责了解和整理各系统地下党的组织。

　　到1937年5月前，“临委”成员分别联系了工人、学生两个临时工作委员会；救国会工作委员会和文化界、海关职员、巡捕三个党支部，以及个别党员的关系。这时，1935年9月中共沪东区委遭到彻底破坏时保存下来的党员，也开始陆续和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继续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积极投入各项斗争和活动。在学校中活动的党员钟民、钟韵明等以沪东区教育促进会的名义，经常请知名人士作抗日救亡报告，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钟韵明还在临青学校组成孩子歌咏队，高唱《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并曾参加援助绥远抗日的募捐等义演。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又派刘晓来上海主持全面工作。他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并聆听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上海工作的具体指示后，于6月下旬抵沪。冯雪峰将“临委”和已整理的下属组织移交给刘晓直接领导。上海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确定的“个别审查，个别确认其党籍”的原则，继续进行各级党组织的整理发展工作。7月初，根据党中央电示，暂由刘晓、冯雪峰等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上海三人团成立只几天，全国形势风云突变。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国进人抗日战争时期。沪东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团员、积极分子等也都先后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的《通电》号召，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投入全民族的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