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沪东纱厂开始举行同盟罢工。经过中共沪东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的发动，永安纱厂一厂的3100多名工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于11月1日开始罢工。资本家立即勾结巡捕房将12名罢工骨干以“共党嫌疑犯”罪名逮捕。上海总工会便以扩大罢工来反击，并提出了立即释放被捕工人的要求。11月7日，厚生纱厂1800名工人加入罢工行列。10日，纬通纱厂1600名工人也响应罢工。

　　在此期间，由于国民党“工统会”的严格控制，申新五厂拒绝参加罢工。于是，上海总工会派了几十名红色恐怖队员持枪冲击了申新五厂，进入车间强行关掉机器，命令举行罢工。厂内的工贼走狗纷纷逃避，许多不了解实情的工人也惊慌失措地跑掉了，造成了申新五厂停工。申新五厂附近的日商东华纱厂一厂、二厂的工头见状，连忙派出代表表示同情工人斗争，也在11月14日参加罢工。东华一、二厂近3000名工人的参加，使沪东纱厂工人罢工的总人数达到1.3万多人。在江苏省委“凡犹疑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必决不容情地予以最严厉之处罚”的通告下，经过党内同志的艰苦工作，强行使沪东纱厂大罢工得以扩大。但组织、宣传等方面的工作都没有跟上，罢工工人大多不明白为什么要罢工。只认为是总工会要工人罢工，是要暴动了。于是大多数工人都回家去了，罢工显得冷冷清清。后来省委注意到这个问题，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和宣传队，提出了“对上海最近工人争斗的扩大罢工应作广泛的宣传”，“不但要使全上海的工人明白沪东罢工的意义及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尤宜解释经济斗争与自身的关系，工人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由经济斗争而扩大到暴动”，随即印制了大量传单发给罢工工人。

　　但是，由于罢工本身的指导思想是要达到暴动，经济要求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强调了政治要求，从而减弱了工人对罢工的积极性。沪东中外纱厂资本家则联合起来对付工人的罢工。英商纱厂由巡捕加岗实行戒备，日商纱厂资本家还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进驻工厂守护，日英纱厂就无法扩大罢工。中外资本家除了一致拒绝工人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外，还勾结巡捕房和“工统会”四处捕人，指名缉拿罢工领导人。中外资本家召集各厂工头会议，决定于11月24日开工。“工统会”以“保护复工”为名，雇用数百名流氓到工人家中强技工人上工。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和工会干部的活动非常困难，中共江苏省委此时也意识到：“沪东此次罢工，因工作同志执行策略未透彻，末能团结罢工群众，渐趋严重局面。故在工作方针上，应有转变的必要。”

　　在11月19日《沪东罢工给沪东区委的训令》中提出：（1）暂不扩大于英日纱厂；（2）改变总的解决形式，由各厂代表直接与厂家交涉以求各别分途解决；（3）要求承认厂工会等5点，以结束罢工。但此出为时已晚，各厂工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工人一方面迫于生计，另一方面畏于暴力，于24日陆续复工，罢工完全失败。事后，各厂开除工人百余人；上海中、日、英纱厂资本家进而组织了上海纱厂联合委员会以共同对付工人的反抗。在沪东纱厂工人同盟罢工的同时，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是较有影响的。“四一二”后，沪东“英电”机务部部分末暴露的党员金伯棠、乔生发等，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秘密地开展工作，团结工人群众，成立了电车工人会，会址仍设在榆林路电车工人俱乐部内。11月，“英电”一司机被公共租界巡捕流弹打死，一司机因公轧坏右手。“某电”不肯给予抚恤和救济，还将因公受伤的司机开除，引起“英电”工人的强烈不满。为抚恤死者和恢复受伤司机工作并给予救济，电车工人会在上海市政总工会领导下，于11月19日向“某电”公司资本家交涉，提出承认电车工人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给予死伤司机抚恤费、医药费，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对项条件，限资本家3日内答复。但资本家态度强硬，置工人要求于不顾，不承认电车工人会，认为对项条件是“过分的要求”，并勾结巡捕房于11月25日查封电车工人会。

　　“英电”机务部很多工人愤而在28日开始罢工，提出启封电车工人会的要求。资本家拒绝要求，并加强防范，在沪东、沪西的汇山车栈和静安寺车栈派多名巡捕守卫。当时车务部工人未加人罢工，电车照常行驶。12月1日，上海市政总工会下令“英电”工人2000余人全体罢工，并成立罢工委员会。2日，电车工人会以公共租界全体电车工人的名义发表了罢工宣言，揭露资本家推翻协议，开除工人，视工人生命如儿戏等，声明“为表示我们的力量，为要求我们应当享受的条件，才不得已而宣告罢工，希望各界同胞予以援助，誓与资本家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对此，资本家仍置若罔闻，并雇用白俄人到机务部工作，用查票员开车、卖票，派武装巡捕保护强行通车等手段抵制工人罢工。尽管如此，开出的电车只占平时的10％。因电车仍在行驶，资本家就不接受工人所提出的条件。5日，罢工委员会决定对私自上工者予以“严厉手段”，并向查票员发出警告，不准上车、卖票，限令6日前停止工作，否则将采取激烈行动。大多数查票．员不敢违抗，但朝鲜籍查票员不顾利害，竟然开出第一辆电车，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于7日上午将他击毙在家中，后又击毙另一个去开车的查票员。

　　此后，没有人再敢破坏罢工。8日，电车全部停驶。至17日，罢工已使资本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开始恐慌起来。他们虽然口头上坚持不承认电车工人会，认为它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但私下又在试探：“倘若答应工人一些要求，罢工可否停止？”19日，资本家宣布，年赏增为12.8％，如每月薪金10元，加年赏1．28元，余可按级类推。并答应付给工人罢工期间的工资。但限令车务部工人一律于20日复工，机务部于四日复工，同时强调，如届时仍不复工者，决定将此种利益收回。罢工委员会经过研究，认为罢工已有一段时间，且群众情绪不高，资本家既有所让步，便同意复工。20日起开始有部分电车开出，至24日，机务部工人也以“不准开除或拘捕罢工工人”为先决条件而复工。“英电”工人长达26天的罢工，除在年赏上稍取得一点利益外，其余条件均没有实现。

　　沪东纱厂大罢工的失败，“英电”工人罢工收效甚微，都表明“左”倾盲动错误的严重后果。“八七”会议在革命处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历史，都是正确的。但在反对右倾的同时，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出现了“左”倾思潮，没有充分认识到革命处于低潮时，应根据各地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来组织正确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以便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革命力量，助长了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而增长起来的革命急性病、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并很快趋向于泛滥。沪东纱厂大罢工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结果使工人群众逐渐畏惧斗争，讨厌罢工，后果是严重的。而且由于发动罢工的指导思想是暴动，忽视了群众的实际利益，脱离了群众的实际要求和可能，使罢工成为少数人的行动，孤立了自己。而工人在长时间罢工后生活发生了困难，当工头等强拉他们上工时，工人就陆续复工了。除厚生纱厂与资本家签订了“不准开除罢工工人”的条约外，其他厂都是无条件复工。这样，原准备作为上海暴动导火线的沪东纱厂同盟罢工就以失败而告终。以红色恐怖手段来强制罢工是这次“左”倾盲动错误的特色突出表现。

　　沪东纱厂罢工中用了这种手段，“英电”罢工时又用了这种手段。为了造成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总罢工，罢工委员会就派积极分子四出拦阻工人上工，还派红色恐怖队员袭击行驶中的电车。在实现总罢工的同时，有两名红色恐怖队员死于巡捕枪口，付出了血的代价。“左”倾盲动错误虽然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但由于它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对沪东区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危害是很大的。在沪东纱厂大罢工中，区委所属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党支部从原有的20多个减少到10多个，党员从四五百人减少到100多人。“英电”工人罢 工后，50多名罢工领导骨干遭到逮捕。罢工失败后，党所领导和影响的工会都被解散，许多同志及工人领袖被开除，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到损失。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已逐渐看到“左”倾盲动错误的危害，看到上海的实际情况，开始把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提上议事日程。此后，中共沪东区委又在新的形势下，开始新的特色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