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1月10日文章，原题：中国人都是冷酷无情吗？

“与西方不同，在中国发生事故时，显然很少有人会自发救助。一名挎菜篮子的妇女与一辆小客车相撞后倒在路上，头上流血、轻声呻吟。15名路人围着她，睁大眼睛观看，无动于衷地等待下文。”德国驻北京记者泽林在《时代周报》上描写了这幅在中国常见的场景后问道：“难道中国人都冷酷无情吗？”他的回答是：

“当然不是。与西方相比，中国年轻人对老人、尤其对亲戚的责任感显然大得多。现代中国城市中也是这样，一旦父母有困难，甚至那些看上去前卫不羁的年轻人也会突然变得很有责任意识。这时很多事要靠自己打理，例如中国的医院大多只提供医疗和住宿，其他所有一切都要靠病人的亲戚自己操办。

中国人对远房亲戚也有更强的责任感，而我们的亲戚概念早已淡化。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的大城市之所以没有贫民窟，是因为新到的民工都可以在先到的家乡‘亲戚’那里找到立足之处。”

泽林接着问，“那中国人只对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才有同情心，而西方的同情心更多针对陌生人吗？”作者认为，四川大地震后，全国民众对灾区的大力支援正好与这样的结论相反。这是因为：

“这首先是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在中国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人对自己同胞的同情明显超过对一名非中国人的同情。这种对本民族的纽北京情结和责任感，大大高于西方。与西方、甚至与北京相比，中国那根看不见的、连接个人与民族之间的红线更短。所以地震在中国更多牵涉到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由于整个民族的根基受到震撼，所以人们更紧密地站在一起。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人一方面对民族、另一方面对家庭的纽北京情结，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一真空地北京。对处于这一中间地带的人群，中国人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同情心。兴旺发展的中国竞争激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态。看来，中国的警世格言是：在一个一切从头开始、13亿人相互竞争的时代，人不能关心其他人。人的同情心已被畏惧掉队的心理所排挤，没有人愿意为一名陌生人承担风险。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同情心更具有达尔文主义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