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7日文章，原题：北京奥运，中国全能主义面对挑战

北京奥运全民皆兵，连自由职业者的代表出租车司机也要统一着装，显示出中共体制的全能主义色彩。

在中国学者中，悲观派认为，中国社会体制性问题在奥运年集中爆发，突出了试图掌握一切的全能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困难。

由于北京奥运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一般中国学者都不愿公开表示反对，但全能主义体制将如何随着北京奥运发生演变，则是一些学者私下讨论的议题。

目前有两大观点，乐观派以1964年日本的东京奥运及1988年韩国的汉城奥运来比拟；悲观派则以1936年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和1980年苏联的莫斯科奥运来比拟。

在中国学者之间，乐观派认为日本与韩国分别通过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成功以现代化国家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日本的丰田、索尼等著名品牌以及韩国的现代、三星等著名品牌在奥运后迅速成为国家名片流通全球。

中国经济在连续30年改革开放后已然打下基础，一批拥有国产技术的自主创新产品悄悄进军全球市场，蓄势待发地要成为第三批源自亚洲的国际品牌。

受通胀、股市重挫、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困扰，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长3年来增幅最小；但世界银行数据披露，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世界124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生动说明中国在奥运前的经济实力，以及奥运后可能的发展轨迹。

悲观派则认为，与当前中共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一样，纳粹德国与苏联在体制上都倾向全能主义。

反映全能主义特质的“举国体制”，指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计划手段为体育发展提供行政支持和财政投入，把体育事业当作纯粹的国家行为；民间在这个体制下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