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30年前的深圳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示范那样,株洲作为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该如何为未来中国发展建设提供示范?置身其间的企业该如何担负起为发展模式试验的神圣使命?
记者:伟大集团如何与云龙示范区管委会联姻,打造轨道科技城?
邓天骥:云龙新城的规划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庞大的造城工程,需要政府与企业相互配合才能更好、更快地达到目标。伟大集团与云龙新城管委会的合作绝非偶然,早在2007年,业内企业高价拿热地时,伟大却把视野投向长期被人忽略的田心。在以电力机车研发生产为代表的田心,“资源禀赋”就是工业文明,而各企业狭窄的厂房、拥挤的住房,随着莲易高速的拉伸,建设先进制造业产业带的推进、城市东提、旧城改造政策的实施,已远远不能满足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建设一座以轨道科技为主题,为轨道交通等产业配套和服务的大型现代化社区,迫在眉睫。
正因为此,伟大集团一直站在城市的高度、时代的视野思考决定自身的发展,两年前,就把发展定位在为机车产业集群发展配套、和政府一起来做基础设施,才有了这次和云龙新城管委会携手建设轨道科技城,打造“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宜居城市”。伟大集团作为一级开发商,将对这一“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领衔项目,打造生态环保低碳节能的最新模式,为未来中国30年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在“两型社会”建设进程当中,政府、企业、市民应该合成一体,企业更应承担生力军的角色。
记者:作为企业家,您如何评价政府搭台的招商行为?
邓天骥:伟大集团先后参加了2001年沪洽会、2003年深交会、2008年沪洽会、2009年深交会,先后与海灿、伟仁、惠天然公司等多家企业签约,引入近10亿的开发资金和先进的合作理念、人才技术支撑,将集团带入一轮轮崭新发展阶段。
可以说,无论是深交会,还是沪洽会,伟大集团受益于此,成长于此。政府搭台,对外招商引资,推介株洲,给本土企业接触与了解外面的平台。同时向世界表达株洲的态度,推动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多赢的格局,只有多赢、才能自赢。尤其在这次深交会上,深圳企业家非常认同株洲的态度与做法,他们由对内地不了解,到慢慢熟知并最终确信政府定位,锁定合作,株洲“资金洼地”效应渐显。
记者:伟大集团是全省第一家成功改制的国有建筑企业,您如何看待和谐改制?
邓天骥:2000年6月18日,伟大集团开始实施改制。集团前身市建公司当时债台高筑、投标资格停止、大批职工下岗、班子集体辞职、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完全符合破产条件。破产重组可以甩掉所有债权债务等各种沉重包袱,考虑到“把员工利益放在首位”,伟大集团还是选择了“两个置换”。但当时政策不完善,企业应计提的费用未能计提,改制时就负亏近1000万,新班子力图通过发展来解决一切问题。但打破铁饭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清晰产权,思想交锋中有些员工不能走出禁锢,特别是发展对各方利益的调整,矛盾是必然的,我的办公桌都被敲烂过3张。对组织信任的感恩和追求理想的信念以及邵阳人不服输、不死就要办成、兑现承诺的性格,让我把改制坚持了下来,在最艰难的时候,将企业更名为“伟大”,取意追求伟大事业,不留退路的决心。9年的发展,我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但企业担子仍很重,还须不断改革与创新,把企业办社会等种种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实现更大的和谐。改制让“伟大”新生。
记者:您怎么看待政府常务会议出台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暂停各项检查评比的振兴经济十大政策?
邓天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暂停各项检查评比、新增1000万配套产业风险资金、新吸收存款60%用于发放贷款等政策鼓舞人心。如果企业发展深受资金制约,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成本过高,大量民间资本却无处投放,必将强更强,弱更弱,不利就业,最后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现在,政府予以重大政策支持,将为破解难题做出积极推动。
以伟大集团而言,一年要面临各职能部门的检查不下50次,其中有正规执法,但也难免遭遇潜规则。暂停各项检查评比能让企业减轻负担,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记者:株洲楼市盘整见底了吗?怎么看待预售认购?
邓天骥:整体而言,株洲楼市发展健康,不过仍存在部分企业、经营者并未扎实做品质,未提供优质产品与优质服务的现象,对房地产业没有理性客观健康的定位。部分质地不够、定位不准的企业将面临被淘汰或破产,市场得到进一步净化。株洲楼市的未来是美好的,但应客观定位,合理利润,调整产品结构,优化城市配套功能。
目前,对待预售认购,业界争议很大,政府监管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严,保证金收取、预收款监控、开发商资金越来越紧张,成本越来越高,老百姓房价也就越来越高。其实,只要双方在诚信的基础上,是可以达到双赢结果的。于购房者而言,可提早锁定价格,降低房价;就开发商来说,可解决融资问题,使开发成本、营销成本降低。相关部门在对待此问题上,好比治水,疏导优于堵塞。建议对有诚信的开发商,可以采取政府和银行对项目封闭监管运作的模式,在确保资金安全下,促行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