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来，从西周的燕国都城到明清的北京城，北京的城址曾有过数次迁移。如前所述，周初燕国都城遗址在今北京西南的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东周至两汉时蓟城遗址大约在今北京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一带，东汉以后至金代时的蓟城（辽南京、金中都）遗址在今北京广安门内外一带，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即在今址。从城址迁移的路线上看，经历了从西向东，复从东返西，又从西返东的“之”字形。

　　北京古代城址所以要这样迁移，与当时水源的布局和变化有直接关系。周初燕都所依赖的是发源于今房山区以北山区的圣水（今大石河、琉璃河）和圣水的支流防水（今丁家洼河），但圣水水系因发源于附近山中，涨落非常剧烈，不利于城市安全，所以东周时以蓟为都以后则迁至今北京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一带，直至东汉。这是因为东汉以前，北京地区最大的一条河流——水（今永定河）正在此东北不远处流过，其故道即今积水潭、北海、中海、龙潭湖一线，也就是后来的高梁河水道。东周时燕国所以放弃位于圣水水系的旧都，别于其东北的今北京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建新都，目的就是避开涨落无常且水量较小的圣水而东就水量充沛、平流稳定的水。

　　但是，事实上水河道存在自东北向东南摆动的趋势，这种摆动的结果在东汉末年破坏了蓟城东部。所以东汉以后，蓟城位置复西缩至今北京广安门内外一带，改依城市西部的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水系。当时水已经改道，从新筑蓟城的西南流过。西湖水及其下流洗马沟河虽小于?逅?，但胜于圣水，而且比?逅?、圣水安全，这是选择该处作为城址的主要理由。从西部山区的圣水水系到东北部的水，复退至西湖水系，这反映了北京古代先民在选择城址方面的重要尝试。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既能为城市提供充分的用水，又不会危害城市安全的合理的水源。应该说，依傍西湖的今广安门内外一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城址，所以自东汉以后直至金亡，其间1000余年再没有迁移过。即使元朝建造大都城以后，其作为旧南城也仍然不废。

　　元朝建大都城，主要是因为原金中都城西部的西湖水量衰微，不足应用，所以改依东北的高梁河水系。实际上，元大都所依赖的也不仅仅是高梁河水，还包括北自昌平白浮神山泉、北沙河、东沙河、西自玉泉山、西山的诸多水源。金初和元末，又曾先后开金口河引卢沟河水，均未成功。明清时期，北京主要依靠玉泉山、西山诸泉，水源问题已感困难，虽然没有到必须再次迁移城址的程度，但清代西郊园林的大规模兴建，康熙以下诸帝常年住在圆明园中听政，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反映了北京布局和政治重心受水资源的影响而向西部地区转移。

　　1949年以后，北京城的水源始终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为此，五六十年代开辟了永定河引水渠和京密引水渠，从北京西部引永定河、东北部引潮白河来解决北京城市用水。永定河引水渠的引水口在石景山三家店，在这里筑了一条243米长的拦河坝，引水东去，穿过模式口山，凿有一条长685米的隧洞。从三家店到双槐树村一段是新凿河道，自双槐树以下到北京西便门是利用原南旱河下游河道。但是永定河流量变化很大，每逢雨季时河水暴涨，偶遇天旱则干涸见底。也就是说，北京不需要水时，它汹涌而来；当北京需要水时，它也干涸待泽，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虽然在永定河上游修有官厅水官，调节水量，但也深受永定河泥沙淤垫之害。

　　况且近年来永定河上游地区气候干旱，降水较少，永定河对北京的实际价值也就更成问题。因此今日北京实际上主要依重的是东部潮白河水系。侯仁之先生1955年发表的《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①，在论述元代郭守敬的白浮瓮山引水渠时指出：北京“今后的引水，还不应当仅以白浮诸泉为限，凡是北京湾（北京三面环山，故称北京湾）周边山麓的水流，无论巨细，都应当考虑在引水计划之中，其上源可以远达潮白河，同时还须结合水土保持工作，考虑在北京湾的北山与西山山麓，利用一切可能的地形，修筑水坝，拦蓄山洪，不仅为了保护引水渠道，同时也可以接济泉流。”“关于昆明湖的修筑，前已指明这是北京历史地理上所出现的第一个人工水库……昆明湖的进一步扩大以增加蓄水量是十分必要的，何况将来还要考虑从北京湾的北部继续引水，如果沙河与清河河谷无法迳直跨越，那么昆明湖仍然是引水必经之路，它的扩大就更加必要。如果以上考虑得以逐步实现，今日昆明湖也必将大为改观，它引水的来源西自永定河、东北自潮白河、中途包括北京湾西北部的一切泉流，总汇为一，这就足以保证未来首都地上水的来源，永无匮乏。”此后，密云水库、怀柔水库、京密引水渠相继竣工，从潮白河引水供给北京成为现实。

　　京密引水渠自昌平县以下，大致就是元代郭守敬白浮瓮山引水渠旧线。京密引水渠的建成，对于北京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北京城市所依赖的主要水源实质上已不再是西部的高梁河水系，而转为东部的潮白河水系，城址虽没有迁移，但所依靠的水源却发生了根本的转移。因此，如果说京密引水渠的出现与元建大都城的意义相同，那也不算过分夸张，城市所依赖的水源的转移和城址的迁移在意义上是一样的。近年来，随着气候的干旱和北京城市居民的增加，特别是农业和工业用水量的大幅度增长，水资源的问题又再次突出起来。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我们必须面对今日北京赖以生存的水源是在东部潮白河水系的现实，作出相应的对策。如果是在古代，按照3000年来北京古代城址趋于合理水源的迁移规律，今北京城就应迁到东部的通县、朝阳区一带。这里地势平坦，潮白河、温榆河都流经此地。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载：“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癸亥，摄政王多尔衮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欲于京东神木厂创建新城移居，因估计浩繁，止之。”①《日下旧闻考》载：“神木厂在广渠门外二里。”其地今属朝阳区。由于清廷顾虑建城工费浩大，多尔衮的计划未能实行。次年（1650年）七月，多尔衮复提出折衷办法，云：“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仍前代造建大城，恐糜费钱粮……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②从而改别建都城之议为在塞外修建避暑小城（今承德市郊喀喇城旧址）。

　　多尔衮当初议在北京以东别筑新城，其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在于看到了京东水源对北京的意义。当然，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合理的规划使我们可以避免象古代那样为追逐合理水源而屡迁其城。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制约，城市必须有充足的水源才能生存仍是最基本的事实。今日北京虽有京密引水渠，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北京城缺水的问题。因此，在今天的情况下，北京城址虽尚谈不上迁移，但北京今后的布局应该向潮白河主河道所通过的通县、朝阳区一带发展，似乎应是必然趋势。即便我们不考虑北京城市人口的压力、交通的拥挤、住房的紧张等因素，仅仅从水资源方面考虑也应如此。笔者认为，这就是3000年来北京古代城址变迁规律对今日北京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