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言之，故元大都有50坊。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将北城垣南移，缩其城之北五里，城区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记载，当时只有23坊，城东部属大兴县，西部属宛平县：“五云坊、保大坊、南薰坊、澄清坊、皇华坊、贤良坊、明时坊、仁寿坊、思诚坊、明照坊、蓬莱坊、湛露坊、昭回坊、靖恭坊、金台坊、灵椿坊、教忠（坊）、居贤坊、寅宾坊、崇教坊，以上二十坊属大兴县。万宝坊、时雍坊、阜财坊、金城坊、咸宜坊、安富坊、鸣玉坊、太平坊、丰储坊、发祥坊、日中坊、西城坊、（积庆坊），以上十三坊属宛平县。”这些坊名和区划大多沿袭故元大都旧名、旧地。明成祖改建北京，将南城垣向外推展二里，城区经调整后计有28坊。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北京外城，其内划分8坊。由此明北京内外城计有36坊，规模更加扩大。

　　据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嘉靖时中城计有9坊，其中皇城东有：南薰坊（今北京台基厂一带）、澄清坊（今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一带）、明照坊（今北京东四西大街南之报房胡同、大小鹁鸽胡同一带）、保大坊（今北京五四大街南北之翠花胡同、大小取灯胡同一带）、仁寿坊（今北京隆福寺、钱粮胡同一带）。皇城西有：时雍坊（今北京正阳门内西侧自西交民巷西至西单牛肉湾一带）、小时雍坊（今北京电报大楼北至灵境胡同一带）、安富坊（今北京西单甘石桥东北之酱坊胡同一带）、积庆坊（今北京西四红罗厂北至护国寺一带）。东城计有5坊，沿北京东城垣由南往北排列，依次为：明时坊（今北京崇文门内以东之船板胡同、盔甲厂胡同一带）、黄华坊（今北京朝阳门南小街东西之遂安伯胡同、芳嘉园胡同一带）、思城坊（今北京朝阳门南小街北之礼士胡同北至月芽胡同一带）、南居贤坊（今北京朝阳门北小街西侧板桥胡同、北新仓胡同一带）、北居贤坊（今北京东直门手帕胡同北至柏林寺一带）。

　　西城计有7坊，沿北京西城垣由南向北排列，依次为：阜财坊（今北京宣武门象来街至西单甘石桥西南一带）、咸宜坊（今北京西单甘石桥西北至西四羊肉胡同一带）、鸣玉坊（今北京西四西北至新街口一带）、日中坊（今北京新街口至西直门桃园胡同一带）、金城坊（今北京阜成门大水车胡同至长途电话大楼一带）、河漕西坊（今北京白塔寺至西直门大街南一带）、朝天宫西坊（今北京阜城门宫门口至西直门北城角一带）。北城计有7坊，包括今北京地安门至德胜门、安定门地区：教忠坊（今北京张自忠路北至土儿胡同一带）、崇教坊（今北京交道口东大街至安定门顺城街一带）、昭回靖恭坊（今北京地安门东大街北之炒豆胡同至寿比胡同一带）、灵春坊（今北京鼓楼东之经厂胡同至安定门大街一带）、金台坊（今北京鼓楼至安定门西大街一带）、日忠坊（今北京后海南岸之官房胡同至德胜门大街一带）、发祥坊（今北京护国寺至正觉胡同一带）。

　　明北京外城区属南城，计有8坊，包括今北京宣武区、崇文区大部分地区：正东坊（今北京正阳门外打磨厂至天坛东一带）、正西坊（今北京正阳门外廊房胡同至琉璃厂东一带）、正南坊（今北京先农坛至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崇北坊（今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北一带）、崇南坊（今北京崇文门至左安门之间）、宣北坊（今北京琉璃厂至广安门一带）、宣南坊（今北京骡马市大街至右安门一带）、白纸坊（今北京广安门至右安门之间）。明朝统治者在各坊按居民多少设置若干铺。每铺立铺头，有火夫三五人，隶属总甲，专掌地方捕盗等事。如南薰坊有8铺，澄清坊有9铺，日忠坊有22铺等，每铺负责若干条胡同。

　　明北京内城街道基本沿袭故元大都格局，各坊均为开放式街道，排列有序。但是，与故元大都城一样，由于皇城位于城市南部正中，东西交通非常不便，需要从城市南部或北部绕行。外城修建以后，自正阳门至永定门、宣武门至右安门、崇文门至左安门皆有南北直道。这些南北干道之间穿插着东西向的横街，所以外城东西方向交通比内城便利。外城西半部自今北京宣武区虎坊桥以西，原属故金中都城的东部，因此街道布局大致经纬分明，排列规整。外城东半部因系在城郊自然发展起来的居民点，大多事先未经规划，所以街道不够规整，特别是正阳门外东部原有许多河道，居民往往夹河而居，待河枯成为陆地后，便形成一条条曲曲弯弯的斜街。

 　　明代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特别是自嘉靖、万历以后更是蓬勃发展。在北京经商的商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明王士性《广志绎》云：“京师百姓鲜工商胥吏之业……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悉付外省客民。”由此可知外省人在明北京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故元大都一样，明北京也是天下商货汇聚之地。万历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北京，其《札记》云：“从水路进北京城或出北京城都要经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明北京的商业实际上是在全国商业经济的培育下发展起来的。清查慎行《人海记》云：“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

　　在外城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明又在外城建廊房，今北京正阳门外廊房胡同即其遗迹。万历时，宛平县有廊房801间半，其中店房16间半，召商居货。据明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万历十年（1582年）“宛平、大兴二县原编一百三十二行”。其中本多利厚如典当行、布行、杂粮行等计100行，本小利微如网边行、杂菜行、豆腐行、裁缝行等计32行。其他还有众多肩挑手提的卖饼、卖菜等商贩。发展的商业经济不但促成众多商业铺行的形成，而且也使北京内外城产生繁华的集市和专业市场。明北京内城的商业市场多属日期、地点固定的集市。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内城著名的商业区有大明门前之朝前市、东华门外灯市、城隍庙市、土地庙市。城隍庙市，列肆三里，出售古今图书、商周铜器、秦汉铜镜、唐宋书画和珠宝、象牙、美玉、绫锦，还有来自海外的各种商品。在这里进行贸易的不但有来自全国南北的豪商巨贾，还有外国商人。黄景昉《城隍庙市》诗云：“黄金百如意，但向燕市趋。燕市何所有？燕市何所无！大寮青琅玕，中使锦氍毹。呵声填道路，竞过波斯胡。波斯坐上头，呼使碧眼奴。木客来秦地，鲛人出海隅。”

　　市上商品的价格都很昂贵，并非一般人所敢问津。诗人感叹云：“终日空摩挲，为彼所揶揄。归为自怨怒，自悔身为儒。”东华门外灯市，延亘二里，“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谓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素壁，绿绮疏，其设氍毹帘幙者，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也。”这种繁华情景又有过于故元大都之钟鼓楼市。《天府广记》又称：“玄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各种奇珍异宝和御造铜、瓷、漆器均在内市交易。

　　明代北京人口增长很快，嘉靖、万历时期已接近百万。贵族、官吏、士人居内城，外城成为一般商人、手工业者的聚居之地。在商业经济刺激下，北京外城最接近运河码头的崇文门、正阳门外地区很快发展为巨大的商业区。明代北京的商业中心由故元大都的钟鼓楼一带，转移到外城。北京外城市场与内城的城隍庙市、灯市、内市不同，贸易的对象不是挥金如土的达官显贵，而是一般百姓。当时在正阳门外桥上有穷汉市，是贫苦市民交易的晚市。由于同行业商人聚集在一起经商，所以外城形成大量专业市场，如猪市（今北京珠市口）、揽杆市、骡马市、煤市、柴市、米市、蒜市，等等。明北京繁荣的外城区为清代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