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金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一样，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明北京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周长四十五里，外城东西南三面计二十八里。内城即今北京内城：东至东直门、朝阳门一线，西至西直门、阜成门一线，南至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线，北至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外城区在北京内城以南，即自内城南垣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线南至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一线，东至广渠门（又称大通桥门、沙窝门）、东便门一线，西至广安门、西便门一线。孙承泽《天府广记》云：“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庚午，徐中山达取元都。

　　丁丑，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高三丈五尺五寸。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遣营缮司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重修，益加宏壮。……正统二年（1437年），命内臣阮安重修。安，交趾人，一名阿留，刻有营建记。至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工成。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碑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壕，四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十年（1445年），又以城垣内面用土恐易颓毁，乃命成国公朱勇甓之，与外面等。”据其所述，明北京内城城郭工程先后计有4次：首在洪武元年（1368年），次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前一年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次则先后在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和十年（1445年）。

 　　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朱元璋遣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伐。次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七月，元顺帝和蒙古贵族弃大都而退走开平；八月，明军攻占大都，随即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元大都城即为北平府治所，称北平城。明初，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并定都南京。徐达占领北平后，为防止蒙古军卷土重来，从军事角度对城市进行改建。徐达因故元大都城北部比较空旷，且自积水潭有一条渠水东流，横贯全城，战时不便于运兵，故将故元大都城北垣南移五里至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构筑新北城垣。《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丁丑，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①原自积水潭东去的渠水，便成为新筑北城垣的城壕。

　　《寰宇通志》又载：“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当时只填塞光熙、肃清二门，其正北的原健德门、安贞门并未废，是以知新北城垣筑起之后旧元大都北城垣并未立即拆除，而成为明北平城的外罗城。英宗正统时曾加以修缮以备敌。明朝在新筑的北城垣上，正对其北的旧元大都健德、安贞门，仍辟二门。旧元大都周围六十里，明初将北城垣南缩五里之后周围四十里。据《洪武北平图经志书》记载：明朝还“创包砖甓，……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阔五丈。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阔至十八丈有奇。”①前已言之，元大都外城垣城基宽24米，顶宽8米，高约16米。明初北京城垣“东西南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与之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可见其即元大都城垣旧物。北城垣因系明军新建，故高、宽比旧城垣都有增加，高度多一丈有余，顶宽多出三丈。此外，将四城城垣外壁皆以砖包砌。这座新筑的北城垣在经过积水潭之北时，因受高梁河入积水潭水道的影响，略偏西南而成一斜角②，并在清代沿袭不改。

　　明朝改建北平北城垣时，战事还没有结束，故工程进行得十分匆忙。拆除这面城垣时发现，夯土中有大量被拆毁的砖瓦、梁木等物；甚至还有没来得及拆除的房屋，被挑去屋顶，填入夯土，整座被埋在墙体之中。如在今北京雍和宫以北发现的元代居住遗址，其北房和东西厢房即在北城垣城基之下，出土瓷器、铁器、玉带饰等物。在今北京西直门内西北的桦皮厂、后英房，后桃园胡同附近的明北城垣西端斜角城基下，亦发现多座元代居住遗址。桦皮厂胡同北口稍东的北城垣城基下，发现元代福寿兴元观遗址，其夹杆石和大殿前的“圣旨白话碑”仍完好立于原处①。在后英房胡同西北的城基下发现元代居住遗址，出土大量珍贵瓷器、漆器、琉璃器，部分墙壁和地面铺砖仍保存完好②。在后桃园胡同附近的城基下，亦发现元代居住遗址，出土各种瓷器、石砚、石龟趺、石杵、石臼、滑石高足盘等物。在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以西的西绦胡同以北的城基下，从元代居住遗址中发现大量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瓷器，以及镞、釜、铛等铁器。砚、笔山等石制品和漆器③。从这些遗址状况分析，当时居民离开此地非常仓促，以至许多生活用品和珍贵瓷器、装饰品都没有来得及带走。同时，明军筑城也很匆忙，凡在城基定线之内的住宅大多没来得及彻底平毁。

　　元大都城垣均深掘城基至生土层，而明北平北城垣却是平地而起，未掘基槽。但是，明北平北城垣虽事工仓促，其在保证城垣牢固方面仍采取了一定措施。在墙体2米以下夯土层中发现大量按东西方向分上下层排放的木料。在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左右侧和东北隅的城墙夯土中，除横、顺放置为方格形的木料外，还在上下方格之间加置立柱，亦成方格形。这些有意放入的有次序排列的木料，其作用与今日建筑构件的钢筋相同，且形状更加近似，其技术比元大都城垣夯土中的永定柱和紝木又进一步。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卒。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太祖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役”，废其侄建文帝，夺取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明成祖以北平系其承运兴王之地，诏升北平为北京，并以北平府为顺天府。明成祖在即帝位之初就有意迁都北京，为此，陆续有营造北京城池宫殿之举。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①。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明成祖至北京，“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寿山（今北京昌平县十三陵）”②，其将迁都北京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此后，明成祖不但经常巡幸北京，而且疏凿会通河，便通对北京的漕运。永乐十年（1412年）三月，“升顺天府为正三品，官制视应天府。升知府张贯为府尹、同知严节为府丞、通判王勉为治中。其大兴、宛平二县，俱升正六品”③。把北平地方官的级别都提升同于京师官的级别。永乐十四年（1416年）诏作北京西宫；十月复至北京，“十一月壬寅，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④从此，大规模展开营建北京工程。明成祖营建北京，将北京东西两面城垣加高、加厚，使与北城垣相齐。在拆除北京东、西城垣时发现，其中心部分均为元代土城，高度约为明城垣的敷砌元代小砖，平均厚度为1.3米左右。参加督建北京城池宫殿的有行在（当时，以南京为京师，北京称行在）后军都督薛禄、清吏司郎中蔡信、太监阮安等人。《明史·阮安传》云：“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官府廨，日量意营，悉中规划，工部奉行而已。”明代，宦官权重，史传难免有溢美不实之辞，但阮安亲身参加永乐、正统二次修建北京工程，且负董督之责，其功亦不可没。

　　明北京皇宫即在今北京故宫位置，为有足够空间建筑皇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①。至此，北京内城周围遂成四十五里。明北京城的南、北城垣长度相近，北城垣既为一千八百余丈，则拓南城垣所修建的二千七百余丈中当包括东、西城垣随之向南伸展的部分。今北京建国门观象台是元大都城的东南隅，其下城基已发现元大都东城垣与明代向南延伸部分的结合部。观象台南侧登城马道的北端的基础，敷有元代晚期碑石和明代早期城砖，证明此处即展筑南城垣的始点。在基石下有一过渡咬合段，明城垣深入元代基础约20米左右②。由于北京城南垣横断古高梁河河道，所以自今崇文门至宣武门一段有几处城基建在流沙层上。为防止城垣坍塌，明人在深达5米的流沙层中横竖排列15层原木，构成长、宽6米—8米，高3米左右的方木台，作为城垣基础，这在当时是先进的建筑技术③。在当时，董督增修北京城垣工役的即蔡信。

　　明朝在新筑的北京南城垣上，正对着其北的故元大都顺承、丽正、文明三门，仍辟三座城门，其名不改。建筑北京南城垣的工程直至第二年（1420年）底仍没有彻底完工。公元1420年12月14日，即明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波斯王沙哈鲁的使者盖耶速丁到达北京。其《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述云：“他们起了个早，天还没有亮时抵达北京城。北京是一座雄伟的城市。……在城池周围由于实际上仍在兴建，有用几十万根各长五十腕尺的竹竿搭成的架子。因为天尚早，城门还没打开，使臣被允许从正在兴建的城楼入城，并在皇城门前停留。”既然盖耶速丁一行入城即面对皇城门，其所入的城楼自应是南城门上的城楼。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丁亥，明成祖“诏自明年（1421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戊辰，复“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十二月癸亥，“北京郊庙宫殿成”①。

　　但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之当年，“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②，全部被大火烧尽。因此，虽然北京城池还没有完备，也只好停止下来。明杨士奇《纪略》云：“太宗（成祖）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庙宫殿，将及城池，会有事未遐及也。”北京城池经过这次营建，史称“益加宏壮”，其实这只是相对于故元大都城郭而言。当时的北京城池实际上仍很简陋，城垣外侧敷砌元代小砖，凸凹不平，内侧仍为土墙；虽然各门皆有瓮城，但诸门城楼低矮。明成祖营建北京与元世祖营建大都一样，其施工顺序都是先营皇城、大内而后及城郭。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以后，以财力不继，同时也是出于对天意示儆垂戒的惧祸心理，在奉天等三大殿焚毁后，不再有经营北京城池之举。

　　 明仁宗、宣宗之世，一度欲还都南京，并诏以南京为京师，称北京为行在。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卒。其子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是为明英宗。明英宗遵循成祖之制，于正统六年（1441年）诏命“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①。明英宗即位之初便注意经营北京城池宫殿，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命太监阮安督掌其事，并于次年（1437年）调用在京会操士卒一万人动工。《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辛卯，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筑京师九门城楼。初，京师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修葺，然月城（即瓮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②次年（1437年）正月动工，“丙午，遣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右侍郎邵旻祭告平则、西直等门及城壕之神，以城楼、城壕圮坏，欲改作修治也。庚申，以修葺京师城楼，命旗军助工者月增米一斗、军匠增三斗，民匠月给米五斗余、丁匠给五斗，俱月给盐一斤”③。

　　这次北京城池工程是永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可以说是明成祖营建北京的延续，至正统四年（1439年）始告工成。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丙午，修造京师门楼、城壕、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壕，两涯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今积水潭附近）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今东便门附近）流出大通桥而去。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兴工，至是始毕”④。经过这次修建以后，北京城池气象非凡，雄伟壮丽。杨士奇《纪略》赞云：“崇台直宇，巍巍宏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即为写实，并非夸张。其后，明朝又以北京城外壁虽敷砌元代小砖，但内壁尚为土墙，故又动工兴修。《明英宗正统实录》载：“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戊辰，京师城垣其外旧固以砖石，内惟土筑，遇雨辄颓毁，至是命太监阮安、成国公朱勇……侍郎王佑督工修甓之。”

　　这次工程其实并不只是敷砌城垣内壁，城垣外壁也又加砌一层大城砖。前已言之，明成祖营建北京时曾用元代小砖敷砌内城垣外壁。在拆除北京城垣时发现，北京城垣内、外壁包砖结构有所不同。城垣外壁包砖分里、外两层，里层是分两次砌筑的元代小砖，厚处达1.4米，薄处达1.1米；其外，自上至下敷砌明大城砖。城垣内壁则只有一层明代大城砖，平均厚1米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内外壁表皮的明大城砖层，无论砌筑方法还是用料都相同，当属同时砌筑。因此，可以判断里层小砖是永乐时所砌，内外壁表皮之明大城砖正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时所增修。北京内城城垣经过这次修筑以后，历明清400余年再没有大规模的兴修。

　　明北京外城城郭筑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包括今北京宣武区、崇文区大部。明成祖以后，明朝与蒙古的关系日趋紧张。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因正统十四年为己巳，故又称己巳之变），明英宗亲征蒙古失败，被蒙古瓦剌部俘于怀来县土木堡。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部复兵临北京城下，肆意饱掠之后从容而退，史称“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之变”。在北边纷扰，边警日急的形势之下，明朝有识之士纷纷倡仪加筑北京城外郭，环围北京内城。早在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定西侯蒋琬即以己巳之变为鉴，倡仪利用北京北部故元大都城垣，兴修外郭。其云：“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复筑土城以卫居民，诚万世之业。

　　今北京但有内城，己巳之变，敌骑长驱直薄城下，可以为鉴。今西北隅故址犹存，亟行劝募之令，济以工罚，成功不难。”①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掌都察院事毛伯温以边关数有警，“请筑京师外城。帝已报可，给事中刘养直言：庙工方兴，物力难继。乃命暂止”②。庚戌之变以后，京师防务已成燃眉之急，几经周折，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终于决定增筑北京外城。兵部尚书聂豹会同掌锦衣卫都督陆炳、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进行规划，画图进呈。计划“自正阳门外东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经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即元大都光熙门，今朝阳区广熙门）基址，约计一十八里；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址，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指金中都故城垣）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祇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椅屏（因利用的是元大都故北城墙），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围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壕。……约用银六十万两”。

　　该计划得到世宗同意，“得旨，俱允行”①。但是实际施工中遇到困难，外城西南因是故河道且泉水丰富，“土脉流沙，稍难用工”，挖筑城基十分艰难，“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朝臣议论纷纷，或主张且筑且看，或主张“先作南面，待财力都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计”。世宗命宰臣严嵩会同平江伯陈圭商议定夺。四月，严嵩议覆云：“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卫护。今民夫既集，版筑方兴，必取善土坚筑，务可持久。筑竣一面，总挈支经多寡，其余三面可以类推。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即今东便门处）；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并力坚筑，可以尅完。其东、西、北三面，候再计度以闻。”②该建议得到世宗应允，“报可”，于是增筑北京城四周外廓的计划就改成了只修建包筑南城外城墙，由此便形成北京城廓呈“凸”字形的平面格局。增筑外城工程始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竣工于同年十月。“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丑，新筑京师外城成。上命正阳门外门名永定，崇文门外门名左安，宣武门外门名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彰义街门名广宁。”③次年（1554年）四月，又“以京师城外垣，遣成国公朱希忠告太庙”，并嘉奖有关官员，内官监右少监郭挥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平江伯陈圭进为太子太傅④。外城平面呈“凵”形，实际总长二十八里⑤。外城比内城规制略为简单，墙体用黄土和杂土分层夯筑；内外壁均只敷砌大砖，外壁砖层厚约1米，内壁砖层厚约0.7米。

　　而且，外城垣高为二丈，比内城垣少一丈五尺；城基厚二丈，比内城垣少四丈二尺；顶宽一丈四尺，比内城垣少三丈六尺①。明朝修筑外城之所以首先从南面动工，并在经费短绌情况下决定只筑南面外城，这是因为嘉靖七年（1528年）修复的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西端码头即在今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故北京城南部在元大都文明门、丽正门外诸市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人口稠密，百货山积，需要加以卫护。同时，明北京的山川坛和天坛也在城南，这恐怕也是明廷重视南面外城的重要因素。

　　《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载：明北京内城有九门：“正南曰丽正，正统初改曰正阳，南之左（东）曰文明，后曰崇文；南之右（西）曰顺承，后曰宣武；东之南曰齐化，后曰朝阳；东之北曰东直；西之南曰平则，后曰阜成；西之北曰和义，后曰西直；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以上九门中，东西城垣上的东直、朝阳、西直、阜成四门起初是沿用故元大都城门，其后虽有改建，但位置仍旧。明北京内城南北城垣皆为新筑，因此南北城门皆为新址，但其仍与故元大都城门南北相对。

　　前已述之，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占领元大都后将北城垣南缩五里。在新的北城垣建起之前，同年九月，徐达“改故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②。洪武中北京城北部故元大都城垣被放弃之后，“德胜”“安定”用来命名其以南新筑北城垣上与旧门相对的二门，即今北京德胜门和安定门。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北京南城垣向南扩展二里以后，所辟三门也仍沿用故元大都城门旧称。故明成祖之世，北京内城九门分别为：南曰丽正（正南门）、文明（南东门）、顺承（南西门），东曰齐化（东南门）、东直（东北门），西曰平则（西南门）、西直（西北门），北曰安定（北东门）、德胜（北西门）。南面三门位置虽已南移，但其名不改。东直门、西直门即故元大都崇仁门、和义门，位置未移，但改其名。明刘崧《燕城杂诗》云：“东蓟直通齐化外，南城更在顺承西。”刘崧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其所述即为元末明初北京城的情景。南城，指在故元大都城西南的旧金中都城。

　　东蓟，当指北京城东部而言。因此，疑“东直”或即“东蓟”之讹音，以故元大都崇仁门地近“东蓟”而改称“东直”。和义门以其与东直门相对而改称“西直”。还有一种可能，即明北京九门中只有东、西面的两座城门是对称设置的，但靠南面的齐化门（今朝阳门）和平则门（今阜成门）之间有皇城相隔，只有东直门和西直门之间是从皇城北墙外穿过，中间没有障碍，可谓“通直畅达”，这或许即是其城门得名的原因。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北京内城九门城楼改建完毕，又改丽正曰正阳、顺承曰宣武、文明曰崇文、齐化曰朝阳、平则曰阜成。从此，北京九门名称即为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清代沿袭，后世不改。

　　嘉靖三十二年（1543年）北京外城廓修建以后，计辟七门，其中南面三门，东西各一门，在东北、西北与内城相接之转角处又各辟一门。《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载：“正南曰永定，南之左（东）曰左安，南之右（西）曰右安；东曰广渠，东之北曰东便；西曰广宁，西之北曰西便。”其中永定门仍位于北京中轴线上，与内城正阳门南北相对，广宁门则和广渠门东西相对，东便门、西便门分别在内外城结合部之转角处，面北。今其址皆在，无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