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陈独秀和柏文蔚同去南京参加科考。他在自传中对那年夏天赶考写得特别详细。在考场上，陈独秀曾对一个从徐州来的大胖子“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于是，陈独秀开始了革命之路。
陈独秀离开北京，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民党计划在广东开办西南大学，广揽海内外人才，章士钊、汪精卫邀请陈独秀与蔡元培、吴稚晖南下，一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了邀请，与章士钊约定先到上海，再乘船赴粤。陈独秀当时觉得广州的政治空气要比北京好，他在上海接受《民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改造广州社会，或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
然而西南大学最终没办成。一方面桂系军阀仍旧盘踞广东，孙中山正催促在闽南的陈炯明收复广州。另一方面，筹办大学的180万元的“关余”却被伍廷芳卷走用于他处。于是陈独秀滞留上海，住进了老友柏文蔚的房子。
此时的陈独秀，仍旧像年轻时一样，思想激进、性格暴烈。他没有职业，裘弊金尽，靠写文章、编杂志、到处演讲为业，他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一个演讲会场赶向另一个会场，滔滔不绝，慷慨陈词——
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演讲《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3月29日，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的缺点》；
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讲《劳动者的觉悟》；
4月18日，参加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发起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发表演讲《劳工旨要》；
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5月1日，参加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从文化运动讲到社会运动，从工人生活讲到官场黑暗，从废除都督裁兵，讲到平民教育，从国内讲到国外。他站在工人们中间高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状倒转过来。
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他调查研究工人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这年1月，他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劝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
1920年陈独秀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他当时着重宣传的是：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高呼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张国焘后来回忆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转变：“他（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都未曾翻译的时期，在思想上考察陈独秀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也许过于苛刻。但不管怎样，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彻底走出了书斋，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更是社会的革命。如果不从“社会”层面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不会实现最终的成功。
上海1920
陈独秀没去成广东，就在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搞革命。1917至1921年间，孙中山等人也将法租界（新区）作为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国民党党部即设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与陈独秀的住处在一条街上。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有229万人口，是第二大城市天津的3倍。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上海劳动状况”的资料，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1/4还要多。这座城市正处于它的青春期，新的阶层在膨胀，新的思想在这里汇集、激荡，工人与商人阶层开始显示出巨大的群体力量。五四运动后，上海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工人们喊出“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的宣言，“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决战”。上海商人罢市并非由商会组织，而是先由南市的中小商户发起，所有店铺一律关门，停止营业；邻近的法租界的商铺也跟着关门了。紧接着英美公共租界的商铺也起而效之。罢市风潮如同多米诺骨牌，只用半天，全市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做生意。
罢工与罢市显示了一座城市巨大的能量，给北洋政府施加了直接的经济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