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几层关系，王会悟就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借了校舍作为宿舍。博文女校到望志路李公馆步行只需要几分钟。
1921年4月，芥川龙之介就在那间李公馆的会客室拜访了李汉俊。他描述说：“有仆人即引予等到会客室。有长方桌一，洋式坐椅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品。……除此粗糙之仿制品外，更无可赏目之装饰。然室内不见尘埃，朴素之气令人爽悦。”
3个月后，这间“朴素之气令人爽悦”的房间内，中共“一大”召开了。当时代表共13人：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
代表中，年纪最大者45岁，最小者只有19岁，平均年龄为28岁，正好与毛泽东同岁。除了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之外，13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占5位，湖南籍占4位，“两湖”相加占9位。北京大学学生有3人：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此外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包惠僧也曾在北大短期学习。13位代表中有4人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
1945年毛泽东在筹备党的“七大”时回忆党的“一大”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会议前6天主要听取各地代表汇报，并制定党的“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会议原定7月30日结束，但这一天会场遭到了法国巡捕房的搜查。
马林到上海后，他的行动就受到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监视。这一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后，马林的中国之行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
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石川祯浩考证，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没有错。
于是，王会悟提议最后的会议转移到她的故乡嘉兴南湖的画舫上完成。参加最后会议的代表一共12人，陈公博缺席。陈公博后来解释说，除了前一天夜里租界警察搜查了李汉俊私宅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租住的大东旅社的隔壁房间31日凌晨发生了凶杀案。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为惹人注目，也没有参加。
在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和决议。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为宣传委员。
12名代表离开画舫时，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
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陈独秀大传》（任建树）、《李达评传》（王炯华）、《我的回忆》（张国焘）、《我走过的道路》（沈雁冰）、《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杨奎松）、《〈新青年〉编辑之历史考辨》（欧阳哲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