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是上海的又一大群体。据统计，在1900至1910年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于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失败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施氏成了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
而五四运动后的北京，政治气氛压抑，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迁上海，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上海。当时身在北京的鲁迅后来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至1922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泛，便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国民日报》的副刊）、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其中除《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都是上海的刊物。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分析说：“1919年下半年，在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是国民党系的知识分子，其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代表人物则是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国民党的理论家们，早在清末与梁启超等保皇派展开‘革命与改良’论战的时候，就曾经宣传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五四运动这个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再次引起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
石川祯浩在比较了中日同期的思想源流后分析说：“同一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成果，从只言片语到大部头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如洪流般地也涌入了上海。……在《星期评论》上，参考《新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研究》、《大阪每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德谟克拉西》、《改造》、《东洋经济新报》、《经济论丛》等日文刊物写成的论文和报道可谓铺天盖地。”
法租界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为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空间与展示的舞台。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更是得到了法租界当局的默许，他寓所门口甚至有法租界巡捕站岗，提供安全保障。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制，华人能够在这里创办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无论孙中山、戴季陶、陈独秀以及后来的李汉俊、李达，这些“革命者”的房产都在租界内。
少年中国
胡适一直认为，陈独秀出走上海，对于他的思想“左”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多年后他在口述自传中说道：“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们分道扬镳了……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这批“搞政治的朋友”包括：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的陈望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李汉俊、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师范毕业的李达、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茅盾），及创办了《十月》、《浙江新潮》的俞秀松等人。他们属于辛亥革命后接受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大都留学过日本，精通一门甚至多门外语，能够直接从外文刊物上获取新的思想，并且很多人参与过各种社团组织。
陈独秀远离了《新青年》的旧同人，他身边迅速聚集起一个新圈子。与北大的教授们相比，他们更年轻，较少文化负担，更富有实干精神，也更加憧憬着革命。李汉俊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字人杰或仁杰，号汉俊，笔名海镜、厂晶、汗、均、人杰、先进等，湖北潜江人。1904年12岁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晓星中学，后经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后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1918年底回国，与戴季陶等编辑《星期评论》。其兄李书城为国民党重要人物，同盟会元老，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首任农业部长。
1921年4月，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拜访了李汉俊，并在他的《上海游记》中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记录。同行的还有《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村田孜郎。
对于李汉俊的样貌与气质，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的描述十分生动：“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接下来，李汉俊的日语水平让芥川大为吃惊，他甚至认为，就讲道理而言，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强。
在见到李汉俊前，芥川就对他也有了初步了解：“李氏年仅二十八岁，按信条应为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
“少年中国”一语译自“YoungChina”，是当时中外新闻界对当时富于改革精神的一般新派人物惯用的称谓，并不一定专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李汉俊是中共领导人之一，但是芥川并非因此才去见他，而李汉俊也不会对初次见面的芥川谈到成立共产党的事。
李汉俊对芥川说：“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接下来，李汉俊又说：“兴起社会革命，不能不依靠宣传。是故吾人要著述。……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随后，“言毕蹙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