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争辩，在当时的北大极为平常。许德珩回忆，在1918年10月“一战”结束后的中山公园讲演大会上，讲演者各抒己见，完全是不同的思想体系在争辩。胡适觉得协约国之所以胜利，全靠美国的帮助；蔡元培则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而李大钊最激烈，他提出了“庶民的胜利”，庆祝“绝非哪一国之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因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制度，而现在面临着这个制度的破产。也就在此前后，他发表了多篇文章，提出了他刚刚接受的“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观点。只是“布尔扎维克”才是通俗的译名，马克思的翻译名称还是“马客士”，所以，后来在李大钊指导下成立“马客士思想研究会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李大钊在自己图书馆办公室研究的是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当时他的译名也是马客士。
织梦好，好织梦
此时此刻，李大钊与他的朋友胡适已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客观地看待这场当初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刚回国的时候，有20年不谈政治的诺言，在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李大钊因避难返回昌黎的时候，接办了《每周评论》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发表了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可是李大钊在下一期上就发表了信件《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李大钊看来，主义有理想和实际两个方面，而主义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运动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dedecms.com
李大钊明确自己喜欢谈论“布尔扎维克”主义，并不隐晦。当时中国各种“主义”五花八门，思想界极其复杂，仅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就有70多种。安福系的王揖唐也在谈论“社会主义”，两人之后又多次在杂志上讨论过这个问题，直到1919年因杂志被北方军阀查封才中断。
内容来自dedecms
在胡适看来，这只是一种学术性的争辩，虽然他承认这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可是，当时除了李大钊的几篇介绍性文章外，当时中国人对马克思并不了解，所以，胡适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攻击目标。而对于李大钊而言，他和胡适的友谊并未受到影响，两人只是在主义上分道扬镳，他思想里强烈的道德感，浓厚的人文色彩，使他能和胡适、蔡元培和周氏兄弟都保持良好的沟通。
本文来自织梦
即使是后来李大钊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他仍然是北平知识界群体的一员，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增加知识界的团结和合作，研究者称之为李大钊的策略，他一生都在努力寻找同盟者。不过，李大钊还是向一切接受他观点的人宣扬马克思主义，他留日时期的朋友林伯渠回忆，李大钊当时寄给他几封信件，详细地介绍十月革命，还对中国形势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如何联系群众、组织军队都有筹划。老同盟会员就是这样转变为共产党员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思想碰撞的社团和李大钊的选择 织梦好，好织梦
“五四”前夕，北大社团成立了若干，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都是他们的坚定支持者。蔡元培一直用“纯学术研究”为这些思想异端、风头颇劲的社团辩护，他一直希望这些学生能做到专心求学。在徐悲鸿所绘封面的第一期“国民”杂志，蔡元培提出学生们要“正确”、“纯洁”。但是实际上，这些学生社团一开始就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例如国民社的成员认为，救国才是国民社唯一的行动。因为救国的目标，从前一直在书斋练习毛笔字，很反感学生搞社会运动的邓中夏也走进了国民社，很快成为性格坚硬、冲动有干劲的骨干。
本文来自织梦
许德珩回忆，社团因为彼此间有政治倾向，不像他们的老师辈那么团结，而是隔阂很深，甚至不相往来。偶一有问题就写出揭帖贴在墙上，赞成反对，你唱我和，颇像大字报。傅斯年和许德珩本来是同班同学，可是一个加入新潮社，一个加入国民社，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傅斯年不赞成反日，就不加入由许德珩他们把持的学生会，新潮社提倡白话文，国民社则用文言体发表文章，双方互不相让。罗家伦先已经加入了国民社，可是一旦和同学闹翻，马上被新潮社争取去了。“五四”前，李大钊才调和了各派矛盾，动员新潮社的罗家伦、康白情加入到学生会，又说服许德珩允许他们参加。
本文来自织梦
“五四”前后，图书馆已经具备了吸引力。“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也不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是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期刊常常被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按照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张国焘的回忆，当时在北京，唯有李大钊一人，有可能联系各种社团和派别，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因为李大钊的个性之温和且极富耐心，都非常人可比。他自己早年又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同情学生的热情，同情俄国革命，但是也不排斥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 copyright dedecms
“他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讲过马克思主义。”张国焘作为学生领袖在“五四”后流亡上海，几个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他变成了学生政客。张国焘曾向李大钊感叹，李大钊只是静静倾听，他很重视张国焘在上海和孙中山的接触，更关心他和陈独秀的往来。听完后才探讨救国途径——除效仿苏俄革命之外没有别的前途，而苏俄革命的根源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做指导。 copyright dedecms
李大钊此时感叹的是，他和陈独秀对于马克思的研究都不够，不要像当时很多人一样，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髦，设法利用之意大于信仰和研究。 dedecms.com
在老成沉稳的李大钊心目中，了解和研究马克思可能更重要，当时政党没有立刻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会成立了。按照当时的成员朱务善的回忆，1921年，他和邓中夏一起找到李大钊，要求组织马克思学说研讨会，分成讨论小组和定期演讲，李大钊没有加入这个研讨会。研讨会充分展示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思想状况，在刘仁静的记忆里，当时参加的十几个人，有的相信马克思主义，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大家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什么研究，只是在报刊上看了些文章，觉得对自己胃口，以后看到别的主张好，也会很快改变。 织梦好，好织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