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想到的是天津的刘清扬。刘是“五四”时期女界学生领袖，也是天津觉悟社的早期领导者，非常能干，学联去南洋筹款也是她去。这时候她已经回到北京。可是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她没有加入，根据刘清扬自己的回忆，她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张国焘当时追求过她，而她觉得张国焘气量不大，思想狭隘，没有远大革命理想，所以当时就拒绝了张国焘。被李大钊找去后，听说张国焘也会被发展成党员，她就毫不迟疑地拒绝加入，害怕张国焘进一步追求她，这件事情成为她的终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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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期党员由于没有经过共产主义教育，普遍在思想和行为上存在随意性。即使是张申府，也在到欧洲后不久，既不参加会议，也拒绝遵守党的章程，“很快放弃了他作为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消失了”。原来的计划是他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发展那边的党员支部的，可是学者气很浓的他显然不是行动者，到欧洲留学后，他很快和刘清扬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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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舒衡哲曾采访张申府，发现他似乎是革命者，但是总是若即若离，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特别是革命要求行动的时候。他自己说：他不会淹没在群众情绪里，在这方面，他像罗素，但有时候不偏不倚，保持逻辑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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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回忆，他和李大钊当时发展党员的时候，标准不严，他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对马克思主义有研究，就被招收进来，为了争取广大同盟，黄凌霜等5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其中。不过到11月，无政府主义者就退出了，因为他们强调不能有职务，不能有头衔，双方保持了友谊关系，别的就免谈了。 copyright dedecms
按照当时早期共产党员朱务善的回忆，当时党员们没有党纲，也没有书面上的党章，当时北京还有一个贿选政客胡鄂公成立的党也叫“中国共产党”，那是拿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企图和共产国际搞关系的政客小组。在调查清楚他们参加了贿选事实后，他们被开除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内容来自dedecms
因为都出身于学生的，大家还是常常意气用事，不懂党的纪律，偏重于感情。邓中夏和几位同学为某问题争执不停，他很生气，向大家宣布：我不对，开除我吧。蔡和森当时在北京，于是几人相约，去李大钊家里和解，这样的和解频率很高，不过对于大家的事后团结也很有效。当时刘仁静年纪不大，常常闹意见，不参加社会活动，但是要求去做工人工作。后来党同意他去工人中工作，买好了车票，准备了行李，他又不去了。党也没有处分他。 本文来自织梦
北京的“一大”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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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的6月，选拔北京的代表去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日程已经提出，北京被要求派遣两个代表参加，各地的党员实际上都盼望李大钊出席，但是李大钊正好碰到学校工作繁忙，他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校务秘书，事实上做了很多代理校长的工作，不能离开，北京小组就选了张国焘和刘仁静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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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回忆，选举代表的时候正好是暑假，这批党小组成员在西城租了房子，为考大学的青年补课，张国焘教数学，邓中夏教国文，他自己教英文。收到了李达的来信后，在场的5名学生党员就开会研究，李大钊不在场，所以学生们也没有推选他去，因为知道他最近校务繁忙。不过刘仁静他们觉得，李大钊不会反对由学生党代表去参加这次会议，他很少反对学生的意见，原因还是他的和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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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罗章龙和邓中夏都表示不愿意去，就决定由刘仁静和张国焘作为代表。在“一大”会上，刘仁静和李汉俊的争执成为主要争端，李汉俊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者采用何种党纲和党章，应该到世界各国考察后再确定。因为当时俄、德都有革命者，应该考察后在国内设立马克思大学，从事研究后才能做决定。而在北大已经有“小马克思”之称的刘仁静觉得，中国共产党应该信仰马克思主义，应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议会民主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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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根据另一位代表包惠僧的回忆，刘仁静当时只有19岁，像孩子，书呆子气十足，当时他是国内少有的读过《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的人，所以喜欢引经据典。李汉俊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聪明伶俐，不太说煞风景的话，看到他的意见只有陈公博支持，也就不坚持了。 copyright dedecms
北京两位代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刘仁静也看重李汉俊的理论水平，在最后一天南湖会议的时候，在船上选中央领导，刘仁静是唯一投票给李汉俊的人。他不赞成李汉俊的观点，可是觉得他有能力。当时是无记名投票，最后选出来的是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组成中央局。唱票的时候大家听到李汉俊的名字，都感到意外，董必武脱口而出，谁选的？刘仁静说是他，大家都没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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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虽然没有去上海参加“一大”会议，但是在北方的张家口、唐山，包括内蒙古等地，党组织在他的推动下，迅速广泛地建立起来，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也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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