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也来到莫斯科。那个时候，我才6岁。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别墅有三层，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父母的通信，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父亲还给我写信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不愿意呆在这里，老是哭。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后来，我转到儿童疗养院，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那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被博古留在苏区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博古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
母亲在《回忆秋白》中写下了分别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
当时连毛泽东都差点被留下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给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博古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博古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也不恨他，这是历史造成的。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并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1936年，父亲牺牲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廖承志感觉他说这话是因为自己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