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捕与蒋介石劝降
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派重兵“围剿”苏区。在福建闽西山区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自杀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被敌人逮捕。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他称父亲为“瞿先生”，并给予生活上的优待，就是给了他稍微一点自由，可以看书了。他喜欢看书，宋希濂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父亲对于大小军官求诗、求印的要求也是来者不拒。宋希濂还是很同情我父亲的，所以他给父亲看病，父亲写的诗什么的，反正是能够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是他保留下来的。
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特务，劝降劝了好久。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他们说：“中央是爱惜你的才学我们才远道而来，你的家属也很想念你。你死了，中共给你开个追悼会，你觉得好吗？”
“何必讲这些呢？”父亲说，“我死就死，何必讲什么追悼会呢。”
我的诗还没有写完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怎么处置瞿秋白，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蔡元培一个人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像他这样的才华实在难得，不应该枪毙。
父亲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他的，但他对死很坦然。1935年6月18日要枪毙他，所以6月17日通知他。
那天，要他出来，他说等一会儿，我的诗还没有写完。他把诗的最后几句话写完就出来了，这就是他的绝笔诗，然后他署上“秋白绝笔”。父亲当时上身穿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后来寻找尸骨挖出来辨认时，她认得那个衣服的扣子。
父亲走到中山公园的亭子，站在那里照相；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他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赴刑场前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他一边走一边抽烟，神态自若。街上人和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来谁是要枪毙的。
他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走了大概有一里多地到了罗汉岭刑场，后面有一座山，父亲就坐在那块平地上，说：“此地甚好。”
他牺牲前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红军万岁。他倒下时，大家非常安静，记者和其他的人都没有声音，因为都知道他是谁。
我父亲绝不是叛徒
“文革”前后，《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父亲的“叛徒自白书”。
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宋希濂，他说：“你爸爸被劝降的时候非常硬，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我也跟他谈过几次话，我是他的学生，以前看过他的文章，作为我个人，我对你爸爸没有这样子的必要。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但是我的职务使我要枪毙你的父亲。你父亲没有出卖组织，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在‘文革’期间，有很多红卫兵来问我，我也是这么说的。”
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虽然他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已经习惯了，很多人找他问这样的历史问题。
1978年，母亲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父亲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父亲的问题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
1985年6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邓颖超、杨尚昆、胡乔木等出席了纪念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