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是在得到毛泽东口头请柬后才下决心北上解放区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为官，文章报国，为《大公报》事业继续奋斗。这是得到最高层明确承诺的。然而，他还未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报》被易名为《进步日报》，重庆《大公报》也被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大公报》的同仁们，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先后不同地经历了悲惨的命运，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厄运。1957年，王芸生由于得到毛泽东的亲批，才逃过一劫，没有被划为右派。1980年5月在北京逝世，结束了半生辉煌、半生忧郁的一生。
这场笔战中，站在拥毛立场上的另一重要媒体，是聂绀弩担任编辑、由储安平创办的《客观》杂志。储安平的结局已为世人所熟知。
而曾为捍卫毛词挺身而出的聂绀弩先生，则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传奇性人物，一生大起大落，饱经沧桑。他1920年代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是周恩来的学生，曾与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同窗；他曾与毛泽东彻夜谈诗论文；鲁迅逝世时，他是八名抬棺者之一。1955年，他在胡风事件中受牵连被隔离审查，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长期在北大荒劳动改造。
聂绀弩为毛辩护填写的这首《沁园春》不能说是成功之作。也许正应了“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的古训，建国后聂绀弩落难时的诗作，主要由“三草”（北荒草、南山草、赠答草）组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于2009年11月出版，倒是在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首发式上，有学者指出，聂绀弩的诗是“一代儒林痛史”。在长期流放北大荒劳动和坐牢的岁月里，聂绀弩事事入诗，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可贵的诗史。下面从中选取两首，一首是与当年的拥毛词同调的《沁园春·赠木工李四》：
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觉唯心主义，抱头鼠窜，形而上学，哑口无言。滴水成冰，纸窗如铁，风雪迎春入沁园。披吾被，背加皮塔尔，鱼跃于渊。
坐穿几个蒲团，遇人物风流李四官。藐鸡鸣狗盗，孟尝宾客；蛇神牛鬼，小贺章篇。久想携书，寻师海角；借证平生世界观。今老矣，却穷途罪室，邂逅君焉。
另一首是《挽雪峰二首之一》：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这两首诗词，无论艺术水平还是思想水平，得到了人们更多的首肯与赞赏。特别是“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一句，夏衍赞道：“真是深刻的名句。”老报人曾敏之称此句，“高度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遭遇”。
郭沫若逝世于1978年，他在建国后基本充当了新中国“文化班头”的角色。这位曾经叱咤文坛的文化领袖，20多年后因在解放前的名作《十批判书》中批评秦始皇，在“文革”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风派人物”作派，一直为人诟病。建国前，在白色恐怖之下，曾经写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这样歌颂毛泽东：“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他也曾这样歌颂“四人帮”中的首要分子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郭沫若作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文革”结束后，有人在《人民日报》撰文，指责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即便如此，他在“文革”中亦未能逃脱悲惨结局。1966年夏，“文革”开始，全国掀起一股“扫四旧”的狂飙，郭沫若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所题书签被人揭发隐含“反毛泽东”的字样。狂热的红卫兵开始冲击郭沫若并限期让他“交待罪行”，郭沫若大难临头。周恩来得知情况，提前把他秘密转移。此时的郭沫若百感交集，遂写一首《水调歌头》以排遣郁闷，并解释真相：“《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词中有“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之句。
的确“白云苍狗”，1967年春到1968年春，一年之内，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风暴中先后被逼死或自杀。1967年4月，三子郭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郭沫若仍向组织写信，进行自我批评，“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郭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连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话，只是默默抄写儿子留下的日记……
针对历史上郭沫若与王芸生的笔战，学者谢泳曾写过一篇题为《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的文章，指出：“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此言确当与否，当由读者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