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其结果不但没能消灭八路军，反而将国民党军消灭了，在客观上使华北敌后成了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于这种后果，日本侵略者啼笑皆非。其战史这样评论：“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共军坐收渔翁之利。”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10期，作者：刘明钢，原题：《日本战史记载的华北敌后战场》
华北敌后战场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据日本军方透露，至1940年，日军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研究华北敌后战场，不仅要研读我方的论著，还应研读日方的战史。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以下简称日军战史）就是一部日军在华北的作战史。此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是站在敌对的方面，所采用的资料自然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所列举的“战况”及“战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书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读读此书，对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和认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无益处。
“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日本侵华面对的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究竟应该以谁作为作战的主要对象，日军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战争初期，他们全力以赴进攻国民党正规军，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八路军放在眼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华北日军开始重视中共的武装。
据日军战史记载，1938年9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
1938年11月1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日军战史还特别强调：“这种认识，在方面军内部虽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但情报工作人员能注意及此，应该重视。”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应该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日军战史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中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