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史还写道：（在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带的八路军）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
1939年5月，日军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军第一○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这样总结：1939年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正规的战斗。
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堕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1940年初，日军一一○师团作战部主任参谋中村三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作了详细的叙述：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行迹。
1943年春，日军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进攻。对此次作战，日军井手大佐总结道：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控制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日军虽煞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部队的机会却极少。
从1942年至1944年，一直在鲁南作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有如下回忆：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另一侵略者也有类似的哀叹：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甚微。
日本战史还记载：“共军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术，专心致志保存其战斗力。加以支援共军的民众，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地传递情报的能力，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由于此种情况，在作战中使敌人的方面损失不大，我方的死伤也极少。我如不主动进行讨伐、扫荡和剔抉，则中共方面也不对我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此敌我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以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八路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使日军伤透了脑筋。对于优势的敌人，八路军采取退避战术，使日军无法捕捉；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进行突然袭击将其歼灭。1939年秋末河北涞源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就是在敌后战场进行有条件下的运动战的非常成功的范例。这个胜利，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震惊了敌军，震动了全国。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此役日军除13名生俘外，600多名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
“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
华北治安战》还记录了许多“赫赫战果”，以炫耀日军的强大威力，而报道日军的伤亡人数总是微乎其微。应该指出，这些“战果”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胡编滥造，完全不可信。
其一，日军战史并不是有史必录，对其损失惨重的战斗，要么写得很简略，要么不公布伤亡数字。比如，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大肆喧嚷实现“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集中了5万多兵力，对五台与冀西发动围攻，结果遭受沉重的打击。9月20日，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东南的柏兰镇，八路军在牛道岭伏击，给予重大杀伤；9月29日，晋察冀军区唐延杰参谋长率一个警卫连，对正在集合整装待发的敌军突然袭击，把清水及其部下多人当场击毙。这个发誓要攻占五台的家伙，被装进棺材，由他的部下抬着进入了五台城。10月28日，我359旅在张家湾伏击战中，击毙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以下360余人。11月初，我军歼灭了由五台东犯之敌，毙敌一○九师团一三五联队蚋野大队长以下500余人，活捉日军21名。在此之前，东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和一分区部队，给企图进攻阜平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共歼敌1000余名。至11月7日，敌人的围攻最后被我军粉碎。
对于这场喧嚣一时但遭到惨败的围攻，日军战史没有罗列“战果”，更没有公布日军的伤亡数据，只有寥寥数笔：第一军、驻蒙军及一一○师团，自8月上旬进行准备，9月24日开始攻击，约至10月下旬基本按预定计划结束。其二，日本战史中的“战况”与“战果”大都是编出来的，有很大的水分。日本战史承认：“更应该注意到，单纯的遗尸数目，未必就意味着敌人损失的多少，因为其中往往包括多数的居民。”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滥杀无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还将杀害和绑走的老百姓也都列入“赫赫战功”。
日军何以如此？日军战史这样的分析：“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日军战史中的“战况”及“战果”是根据当时日本当局发表的作战公报编写的，但连日本人也认为“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