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底，中朝两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加强两国国民经济部门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方面成就的相互交流。1958年9月，中朝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959～1962年长期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两项贷款的协定》。通过一系列双边往来，中朝两国经济合作取得重大进展，1954～1958年，中朝两国贸易额年年都有增长，1958年中朝贸易额比1957年增加了50％以上，而同1954年相比则增加了10倍。这几年中，中国供应了朝鲜用以恢复和发展钢铁和纺织工业所需的煤、焦炭、棉花和棉纱等原料，另外还供应了机器设备、钢材、粮食和各种轻工业品等物资。朝鲜方面也供应了中国特种钢材、有色金属、水泥和化学工业产品等物资。此外，中朝两国在水文工作、治水和渔业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000～1002页。中朝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强化了两国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从而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两国间关系逐步恶化并波及到中朝关系的正常发展，朝鲜在道义上还是倾向于中国一方。
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加上中苏历史上的恩怨，曾有过亲密关系的中苏两党、两国自1960年开始了不点名的含沙射影的论战，到1963年论战公开化，双方围绕共产主义总路线及所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激烈论战。王奇编著：《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第46页。两党关系恶化也影响到了两国国家关系层面，中苏走向冲突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分裂、大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苏都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能站在自己一边，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必须在中、苏之间有所选择的严重问题。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朝鲜当然既不愿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同苏联交恶，因此只能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苏两国都希望朝鲜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上演了一场争取朝鲜的“拉锯战”。为了支援朝鲜的七年计划，中国曾于1960年10月13日给予朝鲜4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同年12月24日，苏联也将朝鲜所欠的76亿卢布债款一笔勾销，另外还有14亿卢布的债务延期偿还。高崇云：《中共与南北韩关系的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89，第43页。1961年7月6日，苏联同朝鲜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在一个月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得以签订。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279～1280页。朝鲜在中苏两大国的夹缝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大约在1965年以前，朝鲜在努力保持中立的前提下，倾向于同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在对待斯大林评价、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朝鲜都同中国立场大体一致，较明显地倾向于中国。刘金质、张敏秋、张小明：《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38页。1963年6月崔庸健访华和9月刘少奇访朝则表明中朝依然保持密切关系。在中苏论战中，朝鲜也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并在有关报刊中转载了中国同苏联论战的一系列文章。由于在中苏争端中，朝鲜采取了明显偏向中国的立场，因此被外界视为“远东的阿尔巴尼亚”。KimHakjoon，KoreasRelationswithHerNeighborsinAChangingWorld（Seoul：HollymInternationalCorporation，1993），p494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朝苏关系较为冷淡，朝鲜宣传机构多次对苏联的作为提出批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以至于苏联于1962年停止对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朝苏关系由此降至低点。面对中苏关系恶化，朝鲜一直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因此，朝苏关系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而走向崩溃。
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由明显倾向中国转为明显倾向苏联，中朝关系曾一度疏远，甚至处于紧张状态。
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偏向中国，因此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在政治上孤立朝鲜，并停止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致使朝鲜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压力日增。196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那里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并决定向越南派兵支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为了同韩国进行较量，朝鲜需要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国力，而中国显然无法满足朝鲜的需要。苏联看准了朝鲜的这一需求，开始争取拉拢朝鲜，以对付中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朝，双方重申与强调苏朝友好互助条约和苏朝友谊的重要性。随后不久，朝鲜派代表团出席苏共23大。5月，苏联同朝鲜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莫斯科恢复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6年2月，朝苏签订《1966～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1967年，苏联又同朝鲜签署了有关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
朝苏关系的发展给朝中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影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固守“零和”游戏思维的历史条件下，朝鲜只能在中苏之间进行选择。在1966年下半年～1968年之间，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影射中国，而中国红卫兵的大字报也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朝鲜领导人。1967年2月，北京出现了一张称金日成为“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门徒”的大字报，激起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应。在这种气氛之下，中朝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僵持状态。
